如何认定权利行使过程中敲诈勒索犯罪.docVIP

如何认定权利行使过程中敲诈勒索犯罪 　　基本案情及分歧意见 　　 　　案例一被告人张某某的房屋（无人居住）与坟地（家族坟地，共计37穴）因香港某公司开发旅游区而拆迁，拆迁公司与张的母亲王某（已改嫁）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8万余元拆迁费。张某某与其姐张某认为母亲未经他们同意擅自签订协议，与母亲和其他亲属发生争吵。后张某姐弟找到香港公司负责人，要求增加拆迁补偿及精神损失费（因拆迁造成亲属不和而造成的精神损失）61万元，否则就要向有关部门举报该项目开发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经多次见面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增加补偿25万元。后张某姐弟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在王某已经与拆迁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且领取补偿款的前提下，张某某等人提出的增加高额补偿费用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采取了威胁举报的胁迫手段，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二审法院则认为，张某某等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采取胁迫手段，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案例二山西太原市上马街永安里100多居民拆迁，但回迁楼却被开发公司当作商品房出售，后居民集体占据了回迁楼，并推举李某某等人与房产商进行交涉。后房产商赵某某与李某某以个人名义签订协议，李某某同意停止诉讼，撤回上访诉讼材料。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妥善解决双方安置纠纷。赵某某给予李某某补偿金人民币７０万元，房屋三套，李某某担任赵某某的常年法律顾问。后李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逮捕，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揭露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办手续不完备及漏缴税款为要挟手段，对房产商赵某某索取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后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仍维持敲诈勒索罪的判决。 　　上述两个案例有相似之处，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胁迫行为发生之前都存在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才采用胁迫手段，属于行使财产权行为。虽然两者在行使权利手段的内容，权利的合法性以及权利的确定性等方面有所不同，一审和二审法院对此行为认定亦有分歧，这恰恰体现了司法实践对于权利行使过程中敲诈勒索罪认定存在的普遍困惑。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案例涉及到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加以探讨，以便在今后的司法中更加慎重的对待此类案件。 　　 　　法理评析 　　 　　问题一：如何厘清内容合法的要挟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之间的界限？ 　　案例一中的张某某是以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作为要挟的内容，案例二的李某某同样是以揭露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办手续不完备及漏缴税款为要挟的内容，控告、举报、揭露他人违法行为既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两个案例单从行为人要挟的内容来说完全合法。从理论上来说，采用非法手段勒索财物固然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行为特征，但当行为人为维护自身权益，采取向媒体曝光、向有关部门举报、向法院起诉等合法手段作为施加压力或者说要挟的方式时，则经常会引起争议。日本刑法理论虽然有“诉诸合法手段提出要求的行为永远不能构成敲诈”的论断［１］，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的认识却是比较模糊。通说认为，在敲诈勒索犯罪中，要挟内容的合法性并不能阻却犯罪的成立。如甲目击乙车祸撞死人后逃逸，即以告发为要挟，频频向乙强索财物；又如在“黑吃黑”案件中，行为人以举报他人犯罪事实为要挟手段强索他人财物。在这些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即使要挟的内容正当（举报他人犯罪行为是合法正当的行为），但这种客观上具有限制他人意志自由的要挟行为仍然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特征。 　　但是，当要挟行为的内容与行为人被侵害的权利存在一定的关联，在行为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前提下，通过掌握对方一定的弱点，继而利用该弱点维护自身的权益，则应另当别论。有的意见认为曝光、控告、起诉本身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任何人有权寻求新闻监督、政府保护、法律支持，行为人以此为筹码，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赔偿要求，可以理解为索赔的一种策略，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将这种行为定性为敲诈勒索显得很牵强；也有意见认为，向媒体曝光等手段虽然本身合法，但是如果以此迫使对方接受本方不合理的要求，就具备了胁迫的性质，就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本身并不矛盾。在非诉纠纷解决途径中，双方确实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当有一方握人把柄、捏人短处进行谈判势必导致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当然，无论权利是否行使，无论权利的内容是否合法，当这种要挟行为只是用于迫使对方支付其应当支付财物时，只要行为本身不超越社会和公众容忍的底线，这仍然属于民事上的“私力救济”，虽然具有一定的非法性，但并不触犯刑律。即使胁迫手段情节特别严重，超出了社会的容忍限度，也只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因商品质量问题提出巨额索赔不成而采用当众砸毁商品等过激手段，引起恶劣社会反响的，可能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