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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 　　◆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收入不能单纯依靠农业产量的提高，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除教育外，培训是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首先描述了农村目前的培训现状，接着从收入规模、边际影响、培训收益率等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培训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培训 人力资本水平 收入 区域 　　 　　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相对较低，农业产量的单纯增长，往往会产生“谷贱伤农”的现象，农民的收入不一定同农业产量成正比。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最重要的方式是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必须转向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培训显然是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方式。 　　 　　我国农村家庭接受培训现状 　　 　　人力资本水平是指参与农业劳动过程的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素质的综合反映。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工作质量、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知识水平、体质等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提高收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与业余的社会培训是构成目前我国农民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转化过程也就是教育、培训的持续过程。教育主要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培训则主要是提高农民的专业生产技能，因此，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除加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力度外，还必须加大农民的培训力度。 　　（一）我国农村培训现状 　　如图1所示，在我国农村家庭没有人接受“培训”，比例达到60％以上，中部地区比重最高，达到68.4％，东部地区最低，比重为60.1％，西部地区比重为67.1％；有“1个人”接受培训的家庭比例在20％左右，东部地区比重最高，为23.5％，其次是西部地区，比重为20.9％，比重最低的是中部地区，为20.4％；有“2个人”接受培训的家庭比例在10％以上，东部地区比重最高，达到16.3％，其次是西部地区，比重为11.9％；中部地区比重最低，比重为11.3％。东部地区农村家庭有2个或以上接受培训的家庭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农业经营多样化、技术化程度比较高有密切关系。 　　总体上，我国农村家庭接受培训的现状可以概括为：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没有接受任何的培训，从区域角度，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受培训状况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最低的是中部地区。 　　（二）教育、区域与农村培训水平 　　教育与培训同是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但农民作为教育与培训的接收者，具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和决策权。学校正规教育作为具有半强制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不同区域、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对培训的需求意愿和参与强度显然是具有系统性差别的。 　　由图2可知，在我国，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参加培训的比例总体上是明显提高的，教育与培训总体上呈现出比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从不同教育程度农民参加培训比例的差别看，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小学”文化程度农民参加培训的比率分别比“不识字”的农民高5.5、14.7、3.4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参加培训的比率分别比“小学”农民高-1.6、1.4、13.1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参加培训的比率分别比“初中”的农民高10.7、10.6、16.6个百分点。从区域看，西部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对接受培训比重的影响最明显，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农民接受培训的比重也有明显提高；东部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接受培训的比重影响程度最低，这与农民培训的可得性比较强、培训需求比较强烈有关。 　　 　　培训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模型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从要素配置角度，增加农民收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增加要素投入数量，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种是提高要素配置水平，即在要素投入一定的前提下，通过重组要素投入结构增加产出，即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显然还需要提高农民把握市场的能力。因此，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农民的市场把握能力。英国经济学家A.P.瑟尔瓦尔建立了相关模型，把劳动力质量及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写进Cobb－Douglas生产函数,瑟尔瓦尔认为由于忽视了劳动质量的提高,劳动对增长的作用被低估了。他认为，虽然严格地说,就劳动平均质量提高而言,新增劳动力不一定比一般劳动力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类似于资本的体现技术进步的模型也可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