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记电影历史源流探微.docVIP

当代传记电影历史源流探微 　　[摘要]现代电影艺术为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领域，而历史人物的生平也成为电影作品久盛不衰的素材源泉。我国当代传记电影正是在此背景上，经过近百年的铺垫和积累逐渐成型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记电影，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借助电影的生动图像与丰富造型，传统的书写传记得以巧妙地消减了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并使之情不自禁地产生心灵体认，这同时也契合了“图像时代”接受美学的文化转型。 　　[关键词]当代；传记电影；发展流变 　　 　　传记文学作为人类历史久远的创作实践，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乎尝试了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作为它自身的载体。当代电影艺术独特的大众传播优势，使传记作品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媒介，使用高科技影像符号来记述人物事迹的传记电影于是应运而生。电影是采取了空间形式的时间艺术，因此在刻画人物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电影胶片上，个体与集体记忆得以生动地留存，并由此延展了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暮色区域”(twilight zone)，使个人的记忆融入民众的历史。作为拥有最广泛的欣赏群体之艺术样式，电影越来越成为书写传记谋求与之互动的伙伴，两者的联姻使传记文化呈现出无限丰富的色彩与动感。而传记电影的运动蒙太奇结构，也令传主的形象更为逼真、更为生动。静态文字史料的动态图像呈现，在深层次上促成了接受者鉴赏心理结构的嬗变，推进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交流互动。在当今消费社会语境下，传记文学的图像化与诗意化，正契合了新时期以来重构文化人格的公共需求。强化个体意识、追觅多元价值所导致的英雄崇拜与理想期待，以及大众文艺繁荣所带来的传记电影热潮，使人类保存自身实录的文化行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而优秀传记图书的畅销，也催生出许多经典的传记电影，并促进了影像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的当代发展。 　　 　　一、我国现代传记电影的发轫 　　 　　美国纽约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Company)制作的《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1896)、《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1896)、《李鸿章和他的随从》(1902)，是海外最早的描摹中国人的纪录电影。意大利侨民劳罗(Enrico Lauro)拍摄的《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1908)，美籍俄裔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投资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China Motion Picture Company)摄制的《西太后》(1909)，是我国近代摄制历史人物电影的最早尝试。而由中国人制作的真人影像则始于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其中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如《盛杏荪大出丧》(1917)、《张季直先生的风采》(1921)、《黎总统大阅兵》(1922)、《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2)、《孙中山先生北上》(1925)等。传记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则综合运用了多种早期电影技巧，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而《蔡公时》(1928)则是一部歌颂民族气节、警世勿忘国耻的传记人物片。然而，民国影坛上武侠神怪片泛滥，即使以真实人物命名的影片，也多假托其名和虚构情节，艺术性亦比较低。《岳飞》(1926)、《山东马永贞》(1927)、《貂蝉救国》(1927)、《杨贵妃》(1927)、《昭君出塞》(1928)等，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却仍属为数不多的几部相对成功之作。进入抗战年代，新华、华成、金星、民华、华新等影业公司制作的《李香君》、《武则天》、《梁红玉》、《孔夫子》、《苏武牧羊》、《岳飞精忠报国》、《关云长忠义千秋》等古装传记故事片，往往借古喻今以寄托报国志向、弘扬民族气节。如《貂蝉》(1938)就寓含着除奸复国、重整山河的深刻题旨；而《西施》(1940)则生动展示了卧薪尝胆、图谋光复的人物志影像，两者皆鲜明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精神。当然，由于主题的过分张扬与情节的粗放经营，导致许多传记电影的艺术成就不高。不过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左翼电影运动的不断兴盛，也极大地促进了传记片的发展，比如中国电影制片厂《八百壮士》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同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的《白求恩大夫》、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等传记性质的新闻片，也为传记电影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我国当代传记电影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与社会观念的变革，当代传记电影也历经了开创与停滞、复兴与繁荣、转型与成熟三个发展阶段。 　　 　　1.从开创(1949―1959)到停滞(1960―1976)。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拍摄了《赵一曼》(1950)等许多革命人物传记片，但真正称得上血肉丰满的银幕形象却不太多。许多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