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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丽口述我红舞鞋 　　口述/宋春丽 采写/方舟 　　 　　我常想，一个人当他不自信的时候，生活的可能平实，可能平庸，但当他自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高的追求给自己越来越大的压力。表演艺术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双施了魔法的红舞鞋，没穿上它时想穿上它；一旦穿上了，就忍不住要不停的舞下去。激动的时候、兴奋的时候、美好的时候要舞，累了的时候、苦了的时候、不想舞的时候也得舞下去。――宋春丽 　　 　　 　　不自信的起步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在影视圈中打拼了这么多年，当初却是对表演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想放弃表演的。1964年，我当上文艺兵；1969年，我被调到广州军区话剧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我喜欢演戏，所以那时候我踌躇满志，拼命学习读书，古今中外的名著读了很多；写日记、笔记、札记，还写诗。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我在表演上陷入了茫然的状态，排戏的时候总是得不到肯定，经常听到的是否定意见，也没什么重要的角色给我演，甚至到后来干脆把我调到学员队教形体，搞得我都想改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却有机会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长影厂的《苦难的心》。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摧残的片子，我扮演护士小乔。当时能演上这个角色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此前，长影厂曾经要拍摄一部反映女火车司机故事的影片。我的一个街坊的亲戚在长影厂，就介绍我去见见。他一见我就说:“不行，太瘦了！”那个年代大家都受样板戏“三突出”的影响,在概念上火车司机应该是浓眉大眼，英姿勃发，身体壮壮的。我那时候过于清秀，和人们印象中能吃苦耐劳的女火车司机的形象差别太大，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角色，但因此我却认识了杨恩惠导演。 　　1979年，杨恩惠导演为了电影《苦难的心》到广州来选演员，一个电话找到了我，让我来试一下护士小乔。就这样，我和其他几个演员一起来到了长影，等待试镜。那时，每个角色都会有几个候选人试镜，样片要给厂领导和主创人员看，再集体开会研究，最后才定下谁演。 　　当时，正是长影最兴盛的时候，四层楼的招待所人住得满满的。流行音乐和交谊舞刚刚兴起，每到周末的时候，厂里的工会、剧团、摄制组都会组织舞会，伴着刚刚流行起来的三洋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家一起跳舞，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在旁边跟着学。 　　招待所里住着很多老演员，康泰、王润身等等，我一有空就跑到他们跟前请教怎么演戏。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建议。比如他们会告诉我，摄影机开动的时候会有沙沙的响声，很多新演员一听到这声音心里就发慌，就不会演戏了，要我有心理准备…… 　　当时长影厂拍戏的时候，经常会有慕名前来参观的群众，对于我这样的新人来讲，这样的拍摄环境自然是更加紧张。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戏，是说我饰演的护士小乔把给病人的药弄错了，一边哭一边辩解。因为是哭戏，我压力挺大，下午拍，中午我也没敢吃饭，早早地就来到摄影棚，一个人坐在那儿酝酿情绪。摄影师吃完饭过来一看，很吃惊的问我：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因为他连灯光都没调好呢。也许是因为我等的时间太长了，等到大伙都准备好了，我也累了，酝酿的那点情绪早就不行了。该拍我的时候，怎么都流不出眼泪来。杨恩惠导演就过来，模仿电影剧本中人物的口吻启发我：小乔，这个罗教授不是……他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好笑，杂念越多，精神就越集中不起来。这时候，摄影棚里已经围了很多参观的群众，灯光打着，所有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在等着。棚里静静的，哇，我简直要崩溃了！ 　　就在我着急心慌的时候，康泰老师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对我说：小宋，别紧张，大家都有过这样的过程。就这一拍，我的心一下静了，也可能是因为感激，也可能是因为委屈，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眼泪一流出来心里反而轻松了，自信心也有了，立刻进入到状态里，整场激情戏一气呵成。我记得当时演完以后，大家还都一起为我鼓掌。 　　 　　在《苦难的心》之后我又连着拍了几部电影，但那时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将是自己一生都为之奋斗的事业，那时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想解决和爱人两地分居的问题。 　　 　　没有青春期的表演生涯 　　 　　一直以来，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善于交际的人。在话剧团的时候，每到周末晚上，整栋宿舍楼里只有五楼我的窗户亮着灯，就我自己在屋里看书、写诗、写教材。因为这样的性格，我至今都愿意独处，也很少去主动为自己争取过什么角色。一般来说，只要有角色选择了我，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演。这个角色结束以后，我就安静的等下一个角色；下一个角色来了，我再努力演。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从拍了电影之后我对表演好像开了些窍，知道了该怎样创造角色把握人物。但那时毕竟还年轻，拍的一些戏现在都不敢看，表演稚嫩得很。 　　前段时间电影频道重放《天山行》，我在里面演指导员妻子陆颖娴。有一场戏，指导员因雪崩牺牲开追悼会的情节。当时拍摄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