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黄埔情结.docVIP

徐向前黄埔情结 　　今年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这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由于父亲徐向前和母亲黄杰都是由入黄埔而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直到临终还担任黄埔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因而每当提及黄埔军校总能激起我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母亲念叨“黄埔军校”，可以说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深深的印记。 　　1901年出生的父亲可谓生逢乱世，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中度过的。 　　1924年1月，父亲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冒着风雪严寒，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他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心情十分郁闷，时常踯躅街头。当时父亲有一位胞兄在太原做事，有些社会关系，经他东奔西走，父亲才找到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可正当去上任时，父亲又意外地得知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并要在上海招生的消息。这令父亲一阵惊喜，就像有一团熊熊火苗，在他胸中燃起一股崭新的希望。正巧父亲的哥哥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我父亲应试。父亲便果断地抛却即将到手的职业，悄悄串联了几个青年同乡，一同奔赴上海报考军校。 　　2月间，父亲启程，身上只带着8元钱，只够由太原去上海的单程路费。就是说，此去如果不能如愿，便只有到南洋去当猪仔的份了！但父亲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 　　在上海几经周折，终于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简章，应考的条件和手续十分严格：如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等……后来父亲向我回忆这段往事，曾不乏幽默地说：“那时我个子虽然高高的，但由于营养不足，人长得很瘦，招考处就有人悄悄议论说：‘这个人这么瘦，会不会是抽大烟的……’” 　　当时，父亲参加的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查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等。 　　初试后，又到广州复试。那时候的广州革命气氛甚浓，大街小巷里革命标语随处可见，《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先生的名声很大，人们对他十分崇敬。有一天，父亲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在一个学校演说，便兴致勃勃地赶去聆听。此后，他一连如饥似渴地听了三次，孙先生讲的是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等。这使父亲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十分钦佩，更加坚定了考取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后，父亲与来自山西的十几个青年同乡全部如愿。他们后来分析这是因为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要推进国民革命，要搞军队，因而特别重视吸收来自北方的热血青年。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据父亲回忆，黄埔一期共录取了470人，最初分为四个队，他在第一队；后来湖南讲武堂合并过来，又编了五、六队，同学中各省的人都有；蒋介石是校长，廖仲恺是党代表，校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连排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训练生活严格而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也照样要出操…… 　　1925年2月，父亲在一期学成毕业，留在黄埔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并参加了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那时候，他们这支学生军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在战火中大显军威。同学们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地英勇献身。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东征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3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 　　5月下旬，当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在广州反动叛乱时，东征军又回师广州平叛，全歼叛敌2万余人，收复了广州。可以说，父亲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当年在军校有个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引导、团结革命学生不断地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小集团“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父亲与黄埔一期同学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周士第、李之龙、王尔琢、宣侠父等积极投身其中，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人。 　　提及黄埔情结，不能不谈到我的母亲黄杰。她是湖北江陵人，与父亲不同的是母亲不是贫苦出身，而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小姐。母亲的大伯在镇上富甲一方、称王称霸。为了与另一豪绅联姻，大伯霸道地亲自出面作媒，逼嫁自己的侄女。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