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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复兴儒学迫切性与必要性 　　 [摘要] 儒学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智慧。随着当前人们道德水平的日益滑坡，大力复兴儒学中的精华，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以实现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就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近期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儒学当前可以弥补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显露的不足。 　　 [关键词] 儒学； 复兴； 社会主义荣辱； 和谐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13-0041-02 　　 　　儒学虽包含着许多普遍价值和现代性内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身被陈腐的教条所束缚，未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由于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潮流，中国也曾一度处在社会革命高涨时期，从而反传统思潮盛行。20世纪的儒学确实衰落了，进入沉寂时期，它的优秀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国民精神和民俗传统在自发地发挥影响，而在自觉的层面上，儒学不再是主流文化。当前，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日益复兴，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势在必行。 　　如何使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儒家思想适应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儒学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加坡、韩国、日本可以说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东亚奇迹显示了儒学的现代性，显著地提高了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虽然关于儒学在东亚现代化中的作用有多大，在学界存在着争论，但是儒学的很多内容并不与现代化相矛盾，甚至有积极推动作用，却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最早以儒家思想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卡恩,他认为,孔子提倡的勤勉、尊崇教育的观念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这就打破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武断结论。大家都知道，韩国是在社会生活中保存儒学最多的国家，它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儒学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道德风气、德才兼备的知识精英以及家庭稳定促进社会稳定，都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需的条件。新加坡政府是人民的家长，人民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负责任的家长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作为家庭的一员必须服从家长的意志。这不禁使人想起儒家“爱民如子”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训诫。新加坡治国的一大特色即将“仁政”、“德治”作为立国之本,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对于统治者而言,是要求“贤人政治”、“精英治国”；对于普通民众则是实施道德教化。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白皮书》，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了颇为扼要的表述,它们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这一基本精神显然是与儒家一贯倡导的强调国家威权、群体和谐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的伦理原则一脉相承的。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是因为家庭伦理对于维护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起着基础的作用。李光耀深谙其中的道理，他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这样的致思路向显然是与儒家“百善孝为先”的原则一致的。“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0年），是日本近代工商企业管理的著名人物，他用自己毕生的经验，写了一本名为《论语与算盘》的书。他指出：《论语》中有算盘之理，有真正致富之道。《论语》中讲忠、孝、仁、义和“朋友有信”；算盘则要求经商、谋利。但忠、孝、仁、义、“守信”与经商谋利并不矛盾。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涩泽认为，这段话不是说孔子鄙视富贵，而是说孔子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必须“以道得之”。从涩泽开始，日本的企业文化便将儒家思想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出发，提出了“人即资本”这个概念；从“中庸之道”、“和为贵”出发，提出了“和能生财”的主张；从“忠诚”、“守信”等观念出发，引导出对他们的国家、公司、工厂的忠诚感、凝聚力、团体感和奋斗精神。这些便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日本的现代企业中，则是将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和独立人格，辩证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强调为公理、正义、国家、民族、集体献身的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用之于他们的企业管理之中，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现在儒学正在成为东亚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东亚人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国家要得到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起源于我们国家的儒学却在我们的周边国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扬，这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