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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拓展】商业文化大潮中的鲁迅 　 从1927年10月由粤抵沪,到1936年10月与世长辞,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开埠不过八十余年的上海,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力浸透和猛烈扩张,已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以至有“东方巴黎”之称,其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文化氛围,均属中国之最。据资料显示,1930年代的上海,出版各类杂志二百多种,相当于全中国杂志的总和;拥有电影院近四十家,每年放映的中外影片数以百计。即使单就文学而言,发源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黑幕、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依然保持着可观的数量和广阔的市场。而汲取了异域文学灵感的“新感觉派小说”,亦在无形中点缀和强化着都市文明的风景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定居上海,自然无法避免同商业文化的遭遇和碰撞;而鲁迅立足于实地考察和切身感受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上海文坛的意见和看法,也就无形中折射出他对商业文化的理解、认识与评价,即一种属于鲁迅的商业文化观。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从“无声的中国”走来的鲁迅先生,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自觉使命感的作家。他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人的精神。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他在弃医从文之后,始终呕心沥血,上下求索,不遗余力地从事着用文艺来“立人”进而“立国”的事业。显然,如此这般的价值取向同充斥着物质和享乐色彩的商业文化,自有天然的龃龉和本质的抵触。惟其如此,当鲁迅在上海同光怪陆离的商业文化不期而遇,便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深层的憎恶,进而给予了无情揶揄和深刻批判。 　　在鲁迅看来,商业文化表面上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但“根子是在卖钱”,因而是一种被金钱所操纵、所主宰的文化。为了揭示此中奥妙,先生在《各种捐班》一文里,以辛辣而诙谐的笔调写道:“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文人学士’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而在《“商定”文豪》中,先生亦复痛加针砭:“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真可谓翻云覆雨,名利双收。当然,“根子是在卖钱”的文豪亦常常被钱所卖,“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这时,文豪已近乎垃圾,着实丢人现眼。正是基于以上现象,鲁迅对上海的商业文化、即通常所谓“海派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上海乃各国之租界”,而“租界多商”,因此“‘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其中包含的贬抑和不满显而易见。 　　由于商业文化的“根子是在卖钱”,而在现实生活中,“卖钱”的多少又总是同名气的大小成正比,所以,海上文坛一些无行且无聊的文人,便常常为了攫取名利而不择手段,以至成就了桩桩丑闻,种种闹剧。对此,鲁迅深恶痛绝,遂驱笔予以鞭挞。于是我们看到:《登龙术拾遗》嘲讽着试图通过投机取巧、左道旁门以混迹文坛,进而求得“‘作品’一出,头衔自来”,“声价十倍”的行径。《序的解放》戳穿了“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直说得好像锦上添花”的把戏。《文人无文》揭露出挂着“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所惯用的弄虚作假,膨胀自我的手段。正所谓:“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诗,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而一篇《大小骗》更是将文坛屡见不鲜的欺世盗名的伎俩,如“名人”的“校阅”、“主编”的“无为而无不为”、以及“特约撰稿”等,刻画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此外,《名人和名言》警戒并破除着已趋荒诞、已成“流毒”的名人效应。而《文坛三户》则写活了那些“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的“暴发户”,所难以掩饰的“做作的颓唐”和“沾沾自喜”。显然,诸如此类的文字不仅为善良而虔诚的文学青年敲起了警钟,而且映现出鲁迅先生一以贯之的嫉恶如仇。 　　商业文化的混乱局面和扭曲形态固然已属不堪,而这种文化在漫延和走强之后,所产生的某些社会效果尤其令人忧虑。在这方面,一向关注并研究着“国民性”的鲁迅,自有清醒的观察与深刻的把握。譬如,他在《关于女人》一文中就敏锐地指出了商业文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