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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地区加速增长资源环境难题与生态化求解 　　(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1209) 　　摘要：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的两难困境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在区域发展差异日趋明显的今天，民族地区等劣势区域则更处于不利地位。这一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安全问题。为此，民族地区生态化发展应采取知识整合、资本形成及技术创新等措施。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6-0035-04 　　 　　近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使我国进一步发展的资源环境边界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不同经济区域所面临的约束条件虽然在理论上仍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但在强势产业区域的要素吸引和环境压力转嫁的态势下，处于落后地位的弱势地区面临着更为脆弱的资源环境现实。这一点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国民族地区多处西部，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长期作为东部沿海等地的腹地和后方而存在，增长乏力。仅以FDI和出口为例，1979-2005年间，西部地区只占全国总额的4.5％和3.5％。而在工业平均税负方面，则长期处于偏高局面。根据测算，1978年至2004年劳动力人均GDP分布密度的变化，表现为劳动力人均GDP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之间的差距从1978年至2004年逐渐增加，初始GDP水平和GDP的增长率没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地区经济增长可能不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这意味着民族等落后地区并没能因较低的初始水平而自然获得更高的增长速率。在此历史路径的挟制下，各方面因素循环累积至今，导致了民族地区持续处于落后地位，面临长期在低水平均衡上循环的困境。对低水平均衡的突破，要求控制投资、技术等结构特征，创造条件收敛的可能。其政策含义多在于对民族地区产业投资及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是，如果继续追求传统的加速工业化道路，民族地区必然要形成高额的“生态赤字”，付出更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也意味着既有的资本形成倾向和技术扩散模式对民族地区而言，尤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一、民族地区加速增长的资源环境难题 　　 　　一般认为，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和吸收先进技术有利于改善当前民族地区的结构特征，实现加速增长。类似思路其实是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经验的移植与复制。寄望于资本大规模形成以及技术空间扩散的产业集聚与收益递增效应。但是，联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这一思路存在着两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着重考虑。 　　一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导致资本形成偏差。区域产业结构按照其内部分布状态，具有单一性(或称专业化型)和多样性等基本特征。其在承接资本的空间和能力等方面均有差异。有关研究表明，西部大部分省区和中部部分省区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地方产业专业化非常高。尤其是西藏、云南、青海、新疆等民族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产业结构，在全国的分工中主要专注于资源禀赋型或低加工型的产业，集中在低加工程序的基础性工业或基础能源的采选业等方面。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之下，新的资本形成难免产生路径依赖，而对发达地区资本转移的承接也必然在这一比较优势上形成集聚。由于资本转移的异地布局，其本质上是遵循母地(资本输出地)的收益函数，同时具有成本转移和外部化的特征，因而单纯注重资本投入的即期产出，将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资源的虹吸效应，影响民族地区自足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 　　二是民族地区区域创新弱势导致技术扩散依赖。对我国2005年区域创新行为空间分布的研究表明，创新行为主要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而创新能力最为低下的7省域为：内蒙古、山西、新疆、宁夏、海南、西藏、青海(企业创新方面和大学创新方面)。这些地域，都属民族地区。同时，省域创新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表现出具有相似创新能力的省域在空间上趋于集群。民族地区所在省域多表现为低创新水平的地区被低创新水平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均为创新能力较弱、且不断弱化的区域。 　　民族地区区域创新的整体弱势地位导致其自我突破的技术动力明显不足，进而对发达地区技术扩散的依赖日益增强。在我国循序渐进、梯度推进的滚动式发展战略之下，希望通过发达地区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实现跨越式增长是落后地区的普遍设想。但是，国际经验表明，新技术只改变不均衡的形式，而不是减弱这种倾向。尽管通讯革命使得信息、技术的传输成本大幅消减，但空间距离仍然是影响区域间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的重要因素。从相当程度上来说，一个区域可以很小成本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识，尤其是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可以获得的是实用性的技术(practicaltechnology)，而不是包括环境友好的经济组织形式以及生产消费模式等方面在内的通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