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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司法认定及其完善之思考 　　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前被认为“绝症”的患者现在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手术来寻求一线希望。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器官移植的供需严重失衡，客观上导致了器官买卖黑市的产生，形成了相关的复杂的利益链条，并且滋生了大量的关联犯罪，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了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并引发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的反思，正因为如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入罪，这样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本文拟从我国人体器官犯罪的现状、司法认定、完成形态、罪数及其完善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以期能在司法实践中很好的贯彻和运用。 　　关键词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司法认定 完成形态 　　作者简介：樊博特、代仕福，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072-02 　　 　　《刑法修正案八》第37规定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中我们清晰的看到，立法者为了依法有效打击和遏制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切断该类犯罪的利益链条，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秩序，将先前的主要靠非法经营罪来规制的犯罪进而转为单独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作为单独罪名予以处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保证医疗质量等方面的努力，更加强化了我国刑法对民生问题的高度保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以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地适用。 　　一、我国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立法背景 　　近年来，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日益成熟，使越来越多的患者看到了康复的希望，给他们送去了福音，带来了福祉。器官移植在挽救人的生命中所起到的成效越来越显著。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于临床，经过多年的努力，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已成为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正在急剧增加，每年都有150万人器官衰竭等待手术，而最终却只有1万人可以成为幸运者。如此悬殊的供求关系，严重的失衡和不足，结果导致每年都有很多人得不到合适的器官移植而死亡，由此还滋生了一个新兴行业，即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众所周知，由于人体器官具有不可再生性，稀有性、短缺性、高利润等特点，因此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公然挑战我国法律的漏洞，同时也不符合联合国规定的人道主义准则，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反思。正因为如此，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为各国法律所不容，为了切实地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规范我国器官移植秩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将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入罪，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符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符合国际化的趋势。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形态与罪数分析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完成形态主要涉及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问题的分析，刑法对于此罪处罚的仅仅是组织出卖行为，那么这就需要对组织出卖行为作进一步的分析。从罪状上来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指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本罪的完成并不要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即不是结果犯），在理论上应当以危害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因而本罪在犯罪形态上属于行为犯。那么究竟是以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的完成为标准还是以组织行为的完成为标准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予以深入剖析，本罪被规定在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之间，意味着本罪的法益与伤害罪的法益相同。伤害罪的法益是身体健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法益也应当是身体健康（生理机能的健全）。即可以认为本罪的客体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严惩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刑法将本罪设立为行为犯，对于是否实际获取、出卖人体器官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只要行为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实施完毕，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构成实际的威胁，处于危险当中，即可认定为犯罪既遂。对于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刑法》第22、23条的规定来具体认定。 　　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同时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应该如何定罪处罚呢？笔者认为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此没有做具体规定，应该结合我国刑法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