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飞驰经济人生.docVIP

樊纲飞驰经济人生 　　 　　人生犹如登山。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上最难攀越的山,即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他不喜欢武侠故事、星球大战,因为它们没有逻辑;他喜欢悬念、推理、警匪故事,因为它们是有逻辑的。 　　樊纲说自己喜欢争论的感觉。 　　因此,由樊纲引发的争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新经济”,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的恶名…… 　　指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更容易引火烧身。就业问题,财政补贴问题,紧缩货币政策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对其针锋相对的批判,甚至有人撰文《樊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悲哀》,攻击其曾经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不顾企业的生死。于是,有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官方的代言。 　　对于以上,樊纲希望从本源来回应质疑――经济学家应该起的作用是什么?“经济学家实际上做一个仲裁者的作用,它要告诉各个利益方,如果不妥协,如果不采取均衡,双方都会吃亏。” 　　因此樊纲会当着企业骂企业,告诉企业错在什么地方;当着政府的时候,樊纲会告诉政府错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当着企业骂政府,可是政府听不到,只起到取悦听众的目的。而我当着企业会说你们企业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怎么理解政府的政策,这样就会给人留下替政府说话的印象。而他们不知道我会当着政府骂政府。”樊纲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20余年,喜欢争论感觉的樊纲争议不断。但现在,樊纲止于提出问题。 　　“骂人很容易,需要骂人的地方也很多,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樊纲看到,难的是怎么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应该做的是怎么推动改革。 　　有人已经在讨论危机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的矛盾,有人开始思考即使度过危机又如何。樊纲关注宏观经济,也研究体制和发展的问题。但身处百年大危机,他无意争论,只谈宏观调控,“我们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就业,如果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危机使我们停止增长,我们就没有‘长期’了,我们完蛋了。” 　　 　　上山下乡是一种性格磨练 　　 　　记者: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你也来到了北大荒,当时是不是很苦? 　　樊纲:从学业的角度,确实艰苦。从16岁开始,到25岁,8年半时间,在那儿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期,也受了不少苦。最重要的苦,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城市,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有的不取决于自己,所以不光是皮肉之苦,精神上是迷茫的压力,读书都不知道读什么。 　　记者:现在回忆起来,是否有所感悟和所得? 　　樊纲:后来不断有人来采访我,问这些问题,说是不是通过这种生活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受益匪浅。这其实是一种浪漫化的想法,在那场上山下乡中,那可是涉及100万人,十届学生,就出了这么几个人。绝大多数人回来后,在街道工厂呆呆,就完了。有人说这对研究提供了经验,但这些经历对社会科学有用,对自然科学没有太大用。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实际上是一种性格的磨练。现在的那一批人生存能力很强,能过日子,但不富裕。包括以后下岗的,两眼一摸黑,找生路,想办法,这是一个锻炼。但仅此而已。 　　记者: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吗? 　　樊纲:当时接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列,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在马列的三大基础中,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当时,哲学很有用,但很宏观,政治经济学逻辑很严,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了。当时读了不少东西,写了不少东西,没有发表,内部也进行一些争论。 　　 　　人生的转折 　　 　　记者:什么是你人生的转折? 　　樊纲:上大学就是我人生的转折。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插队,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大学考不上,后来一辈子就是另一条路了。 　　1982年河北大学毕业后,我考到社科院上研究生,这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我可以到国家一流的学府从事研究了,可以接触一流的学者,直接听他们的课了,视野更宽阔了,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研究生是6年啊,硕士、博士,学西方经济学,逼着读书。我当时的导师是朱绍文,日本东京大学早年毕业回国的,是专门研究思想史,对我读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读了一大半辈子该读的书吧,包括各类古典和经典著作,历史上大经济学家的基础理论。 　　记者:1985年,你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几乎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樊纲:1985年,我当时比较幸运,读博士的时候,社科院把出国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样就把学业和出国结合起来。在那儿,跟着他们做作业、考试,应该是一个磨练。我真正对现代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