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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贵阳商会发展演变 　　摘 要：1907年至1950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贵阳商人团体大致经历了四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在选举制度、组织结构及社会职能方面既有传承性也有创新性，并逐渐从民间社团转变为协助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商人组织。 　　关键词：贵阳；商会；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F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163-02 　　 　　一、清末：贵阳商会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备受凌辱、国弱民穷的状况。1904年，清政府允许商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商会。随后，清政府改商部为农工商部，进一步放宽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成立商会之风遍及了全国各大城市。据统计，1904年，全国有商会19处，1906年110处，1907年增为209处，1911年辛亥革命时已达841处，1914年1099处，1924年1631处，1930年2046处。清末，由于全国商会的普遍建立及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贵阳于1909年在行、帮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商业的联合组织――贵州商务总会。它由全市80多个行业，包括一万余工商业户及行商联合组建而成。商会名为“贵州”，实际上活动范围仅限于贵阳城内。商务总会实行总理负责制，设有文案、书记、调查等职员，分管处理工商各业的日常事务，并由清廷民政部刊发铜质“关防”作为信记。会长一职经劝业道与省中“士绅”协商，由清政府官员担任，商会成为御用的推行“新政”的幌子。商家发起成立商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推动业务发展，约束行业行，举办公益活动等等。但御用“商官”控制下的商会，既不能代表省城的商家，亦未能与社会上原有的各帮、各行、各业的自发组织取得联系。因此，贵州商务总会只存在了3年，辛亥革命后即被“贵州省城总商会”所取代。 　　二、民国：贵阳商会的发展及流变 　　（一）商会名称的演变 　　民国贵阳商会随着时间和行政区域的变化，共经历了“贵州省城总商会”、“贵阳县商会”、“贵阳市商会”三个阶段。1912年，贵州进入长期的军阀统治时期，贵州都督府将前清所设的“贵州商务总会”改为“贵州省城总商会”。总商会除受贵州最高行政当局领导外，还受中央农商部的指挥监督。总商会的设立，既适应了封建政权的需要，也符合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正如章开沅所说：“只有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团体，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法人法团的姿态与政府或其他势力相周旋。”1930年至贵阳解放时，贵阳商会的名称进行了两次更改。1930年，贵阳地方政府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新颁布的《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对贵阳工商团体进行改组，成立各业同业公会，同时将“贵州省城总商会”改组为“贵阳县商会”。县商会除受贵阳县政府的直接领导外，还接受国民党省、市党部的监督指导。1941年贵阳设市，县商会改组为“贵阳市商会”，1949年贵阳解放后，贵阳市商会宣告解散。 　　贵阳商会随着名称的演变，在选举制度、组织结构、社会职能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并通过自身不断完善和健全，逐渐成为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商业团体。 　　（二）选举制度的新旧交替 　　在中国，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而是在新式民间工商社会团体――商会中率先实行的。贵阳商会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末贵阳商会会长的任免，完全由政府直接任命。直到民国初年，贵阳商会的选举制度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商人以投票方式选出为商人谋利的会长，这得到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 　　1912年，贵州省城总商会成立后，会长和副会长的人选，是由省城士绅和一部分有声望有财力的商家推荐，经巡按使署同意任用。第一届会长为傅质夫，他是清廷的“奉直大夫”，任过官钱局长。第二届会长为钱登熙，任过云南迤西道台，他们同是封建“遗老”，保持其没落的士绅名衔，活动于地方，作军阀政权的走卒。因此，这一时期商会在人事任免上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从第三届起，商会的人事任免才发生了变化，商会会长由工商业者担任，而会董一般由会长在各帮各行中物色热心公益的工商业者担任。而会长都是当时贵阳工商界中有影响的人物，是实际工商业者，经营过绸缎、百货、典当、布匹、土特产等行业，有资格、有威望，而且是热心为大家办事的人。这一时期省城总商会的选举制度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人员任免上更加民主，为不断健全商会的选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新的《商会法》。因此，贵阳地方政府和国民党贵阳县党部，亦遵照《商会法》指导贵阳工商团体的改组工组。1930年，改“贵州省城总商会”为“贵阳县商会”，并对人事任免进行重新调整，规定了县商会的人员组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