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南关村消失在城中村落.docVIP

榆次南关村消失在城中村落 　　 　　在中国的城市中，总有一座座特殊的村庄――城中村。与城市交错混杂的边界已经模糊了它们与城市的界限，最显著的区别是农民的户籍身份和冠之于村的名号。也许正是这个名号让它们总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脏乱差”是城中村最鲜明的写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城中村就像城市中的孤岛，在土地被城市，慢慢蚕食的过程中，它们与城市的融合成了最大的问题。 　　看着城市人光鲜的生活，城中村的人们在想什么，祖祖辈辈渴望变成市民的中国农民，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他们将如何迈出那一小步而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步，记者在南关村看到了那一小步。 　　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南关村，如今与这座城市的区别仅仅是楼房的高度。而在他们的心中那个高度并非不可企及。当南关村党总支书记何玉虎指着身旁的一片旧房子，略显激动地告诉我们，这里将建设十二层的高楼时，我们相信南关村与城市的距离正在消失。 　　 　　贫穷背后的财富 　　 　　穷，至少在三十年前全国人民都戴着这样一顶帽子，当时的南关村也不例外，南关村虽与城市一街之隔，却相差甚远，城市人的工作、城市人的生活都不属于他们。吃不着羊肉倒惹一身臊，由于紧靠城市，在这个1972户、5554人口的大村里住着来自11个省、119个县的复杂人群，南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难管村，当年在榆次这座不大的城市里，一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那南关人大概都难逃责难。 　　南关的身份是农村，但有名无分，严重短缺命根子――土地，人均不足l亩，当时每个工分红仅有8毛钱，全村百姓终日徘徊在温饱线的边缘。 　　但南关村并非一无是处，南关人活络，在“学大寨”大办农业的形势下，南关人就显得不很“安分”，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偷偷摸摸地去做点小买卖。南关村自然就成了“反大寨”的典型代表，他们被称作是帮派体系、黑势力、资本主义三股势力拧成一股绳攻击社会主义。这正是何玉虎1976年上任前的事情。 　　何玉虎，当年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思考南关的问题“南关人杂，但不同地区的人，他们的想法就多，点子就多，这是南关村当时最大的财富。”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南关人还一直在观望，南关人怕了，怕戴帽子。所以直到1982年，南关村的土地才承包到户，南关人固有的精明与商业头脑才显出它的力量。 　　水不流不活，人口的频繁流动给南关村带来了多维、灵动的思想观念。南关没有排外，而是吸纳，让南关的思想动起来，市场活起来。 　　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南关人的第一步就是放下锄头拿起算盘。在临近的各种市场上，都有南关人的身影。目前，南关全村第三产业户1600余户，几乎是户户做生意，一些大的经营户年收入都在20万元以上，是榆次“三产第一村”。记者采访中走到一户李姓的人家，他主要是搞煤炭运输的，已经干了十多年，从院子里那辆2．4排量的奥迪汽车就能说明他如今的生活水平。当问及他干什么时，他笑说什么都干，啥挣钱就干啥。而这样的回答在南关村几乎是村民的统一口径。南关村副书记，当了近50年村官的刘喜林介绍说，像这样的人家在南关不下几十家，而且有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今天的南关不用多说，富了、变了，变成了国家、省、市、区、乡先进单位，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去年南关村的工农业总产值达3．3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5500元。在记者采访前郭家堡乡乡长张贵宝时，他说：“南关人能够富裕首先是观念的开放，城市需要啥他们就干啥。能够紧紧抓住城市发展的脉搏，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安排剩余劳动力，通过一个稳定的班子实现了村庄的稳定和发展。” 　　 　　 　　跟着城市的感觉走 　　 　　改变南关村的突破点是什么，“钱是关键，发展经济是首要的。”何玉虎和支、村两委的人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过去难管主要是没钱，村民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自然生出了很多乱子，我们就给他们找事干，帮助他们找项目，跑贷款，想办法让他们挣钱。” 　　其实，这把解开农村困境的钥匙谁也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突破，如何设计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很多农村急于求成，今天学大邱庄，明天学华西村，最后，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却毫无收获，发展经济不是不能学习，但学习不是照搬，也不是有奶便是娘，要选择适合于自身的模式，合脚的鞋穿上才舒服。要选择他人首先必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尽量避免走弯路，就是要为自己把好脉，然后再对症下药。在采访中村长雷满志告诉我们，他们也不是一夜暴富，也走了不少冤枉路，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不能扬长避短，找不对路子。不同于其他农村的地方是他们比较早地分析了南关村自身的优劣势，并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何玉虎书记说到：“我们村的最大优势就是紧靠城市，区位优势明显，这里交通便利、人才集中、信息灵活、市场开阔，这样的环境很适合经营“三产”。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