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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语言在职务犯罪审讯中运用 　　本期主讲 　　程宏 　　 　　江苏省职务犯罪侦查理论研究小组成员，湖南大学法律硕士。2008年至今任职于仪征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科，先后参与查办贪贿案件34件，独立承办仪征市建设局市政养护中心副主任周园翔受贿案，仪征市中医院技术科科长潘龙祥挪用公款案，江都市建设局副局长吴朝林受贿案，仪征市建设局市政管理处贪污窝案；协办扬州市政府采购中心主任刘加平特大受贿案，扬州市邗江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姜巨昌特大受贿案等10件，先后多次抽调至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参与连云港市副市长杨少华受贿案，宿迁市副市长受贿案。先后在《检察日报》“观点栏目”发表文章6篇，在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发表1篇，在《中国检察官》“公诉方略”发表1篇。 　　核心提示：在职务犯罪审讯中有目的性地使用模糊语言，充分发挥模糊语言在职务犯罪审讯中的优势有利于造成被审讯者产生认识错觉，使被讯问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最终有利于击垮被审讯者的心理防线，使其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但模糊语言讯问仅适用于预审阶段，正式讯问笔录必须尽量详实。在使用模糊语言讯问时，须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切忌外延过于宽泛，避免诱供之嫌。 　　 　　以模糊语言为特征的讯问方式，因其讯问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使得表达的意义可以有多种理解。话外有话的丰富潜台词，最能体现讯问的灵活性和策略性，加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正式讯问的特定情景中对任何信息都极为敏感而多疑，这就更有利于造成被审讯者产生认识错觉。难以发现侦查机关所掌握的犯罪证据，从而使被讯问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最终有利于击垮被审讯者的心理防线，使其如实供述犯罪行为的目的。因此在职务犯罪审讯中有目的性地使用模糊语言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审讯效果。 　　 　　一、职务犯罪讯问语言运用的现实困境 　　 　　职务犯罪审讯实践中，我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使用模糊语言，通过这些寓意丰富，外延较宽泛的语言，使得犯罪嫌疑人会从中作出判断和选择，感觉到侦查机关已经掌握可靠证据，而不得不作出有罪供述。甚至从大量侦查实践中总结的诸如引而不发、含而不露、迂回包抄等审讯策略，也可以归结为模糊语言的综合运用范畴。但侦查实践中不足的是，对于模糊语言的运用存在内涵理解不准确，使用上缺乏系统性，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了侦查中出现难以突破的普遍问题。 　　一是模糊语言外延过于宽泛，不能起到威慑效果。外延过大的模糊语言，难以给犯罪嫌疑人以心灵震撼，模糊语言运用的关键在于从该语言传递的信息可以推断出犯罪的可能信息点，其关系是包含但不限于该信息点，其营造的态势在于说者“无意”听者有意。讯问问题缺乏事前的规划，导致讯问的问题都是“想当然”，对于何种信息可以披露。以何种方式披露、选择什么时机披露都没有研究。外延宽泛的模糊语言缺乏针对性，不能直接击中要害，反而使得嫌疑人继续怀疑侦查机关是否掌握了证据，加深其消极抵抗的心理。 　　二是模糊化运用时机不成熟。导致审讯出现僵局。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做有罪供述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权衡的结果，其做出不利供述的动机或原因多出于意识到自己的罪行被司法机关发现。侦查实践中，在初查阶段掌握的证据仅仅为一种线索，仅达到怀疑其有犯罪行为但不足以定罪的程度。要使嫌疑人形成已经掌握其犯罪行为的内心确信，必然需要一定的真实信息或者证据来加固嫌疑人的此种内心确信。因此，在嫌疑人尚未形成内心确信的形势下，过早地使用模糊化语言只会使嫌疑人发觉到侦查机关尚未真正掌握有罪证据。一旦使嫌疑人形成这种认识，势必增长其侥幸心理，导致审讯出现僵局而难以突破。 　　三是重要证据信息模糊化处置方式不当，导致嫌疑人抵抗心理增强。无论是群众举报线索还是自行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我们都可以将其中的证据信息分解为一般性信息和针对性信息。一般性信息我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很容易掌握，而针对性信息是与案件某个情节紧密相关的，具有隐秘性。最终能打消嫌疑人抗拒心理，促使其认罪伏法的是针对性证据信息。如果这类重要信息没有模糊化，而是直接传递给嫌疑人，那么势必出现侦查员问一点，他们答一点，也就是侦查中常出现的供述不彻底“挤牙膏问题”，使得侦查人员难以控制审讯节奏；如果这类信息被模糊后，侦查人员对真实案情也缺乏掌握，就会导致嫌疑人为脱身而暂时迎合做虚假供述，也就是实践中常出现的“顺杆子爬”现象。出现这些非正常审讯结局最终都将助长嫌疑人的抵抗心理，而迷惑案件侦查。 　　 　　二、模糊语言在职务犯罪审讯中的优势 　　 　　(一)模糊语言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掌握证据程度产生认知错觉，加速其心理防线的崩溃，促其如实供述 　　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的作用，大多敏感而多疑，对讯问人员使用的模糊言语，犯罪嫌疑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心理需要进行取舍，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