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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刘锡鸿保守思想研究 　　摘要：刘锡鸿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驻英副使，同时也是首位驻德公使。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正式派出的早期驻外使节，他走出了国门来到了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亲身经历和感受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文明，无可非议对他原有的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冲击和刺激。本文力图从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分析其出国后一些思想认识的变化，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刘锡鸿这一历史人物和他背后的历史。 　　关键词：刘锡鸿、保守思想、嬗变、矛盾性、特殊性、历史 　　 　　一、对历史的追溯和时代背景的考察 　　 　　中国作为四大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儒家的传统文化更是内容丰盈，一度控制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至今仍有其历史痕迹。毋庸置疑，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文化确实有着辉煌，有着伟大，有着先进之处，然而正是这种辉煌、伟大、先进，更弥固了中国人优越、骄傲的心态。“天朝上国、世界中心、朝贡体系”使“天朝”的封建士大夫洋洋自得，安逸地沉醉在自己的迷梦中，如醉如痴，不能醒来。 　　然而，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停滞不前，它驶到了19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起来，他们用火炮惊醒了正在“沉睡”的中国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禁闭了上百年的大门，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这一“天朝大国”居然遭遇了惨败的结局，而且败给了他们眼中的“蛮夷小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许多无法容忍的条款的纳入，使古老的中国一下子从现实的伟大里掉进了自己编织的梦的伟大里。悲伤、痛苦、无奈、随之而来，反省、寻找出路，如何“自强”、如何“求富”，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本文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刘锡鸿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番禺人。“父某性孝，家贫，贩鱼为业，生三子”刘锡鸿是次子，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考中举人，而后成为一个有功名的乡绅，“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才”咸同之际，两广多兵事，刘锡鸿入广西左江道张敬修幕，张“奇其书策，辄授以兵勇从剿大黄岗剧匪保奖内阁中书。”咸丰年间，又随张敬修回粤助剿太平军，攻克了广州东炮台，因此奖任刑部员外郎。或许正是因为助剿的成功，刘的名声大震，时任河南团练大臣的毛昶熙“耳其名”邀其入营，以功加道衔。同治三年（1864年）春，郭嵩焘署广东巡抚，“以通民情”延锡鸿与在籍的陈维新等人，协助办理团练，由于刘锡鸿“屡获剧盗，城乡肃然，既而服阕赴都供职。”光绪二年（1876年）授光禄寺少卿，奉命以二品顶戴与郭嵩焘出使英国，并任驻英副使，随后于光绪三年（1877年）改派驻德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被召回国，在京供职。其著有《刘光禄遗稿》、《英轺私记》、《驻德使馆档案钞》等，为研究他的思想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某种程度上讲，刘锡鸿是中国近代史上个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无可否认，他的思想具有个性的特点。但正是这种个性的特点，恰是共性的一个具体反映，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那么，我们既言之为封建士大夫，所以其不能脱离“封建”这两个字干系，更脱离不了传统，脱离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二、比较视角下的剖析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的沉寂，面对随之而来的西方一切文明，士大夫们更是措手不及，茫然不知所踪，不同的感受主体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状态，总的看来主要有三种：一，以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为判断标准，盲目排斥西方的一切文化与文明。二，有限的承认西方的长处，有选择的接受和采纳，处于守旧与趋新之间，而守旧略占上峰。三，思想相对开放，对于西方深层的文明亦有接受，略显激进，但这种人寥寥无几。结合相关的史实来看，本文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刘锡鸿大体上属于第二种类型，但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同时承受了历史给他的“特殊”定位――驻外使节，一个保守主义者担当了一个近代化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造成了他保守思想的特殊。他既不同于未出国门的倭仁、徐桐、方睿颐等，也不同于一起走出国门的郭嵩焘，以及后来的薛福成、曾纪泽等。与倭仁等比较刘锡鸿带有一定的开放性；与郭嵩焘等人比较又显得保守。本部分将以具体的事例为依据，通过客观的分析揭示出这种特殊性。“一种深刻的思想能否被一个社会所接受和理解，却并不取决于思想家的思想深刻程度，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整体文化背景。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依然处在如何对抗西方挑战的情绪之中”vi 既然存在着情绪，就使士大夫不能对西方文化采取客观的认同态度，很大一部分人在思想上仍然紧紧地封闭着，有些人甚至采取漠然的态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想在思想上与之有任何接触，刘锡鸿则不然。 　　 刘锡鸿所具有的开放性无论是在出国前还是出国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