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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发F 　　民国时期青铜器的出土 　　 　　民国时期发?F的青铜器，虽然多数未经科学发掘，但与1911年之前的发?F还是有着差别的。从北宋到清代末年，青铜器多是被偶然发?F或盗掘所出，资料并不算少，而且很重要。例如毛公鼎等，由于资料比较零散，看不出器物与器物之间的关联，只能是孤立地研究。民国时期则不同，尽管不少属于盗掘所出，但这些青铜器多数是作为一个器群出?F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从而使研究者可以更多地从群体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来考察。经科学发掘的青铜器，则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物价值。?F择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晚期青铜器 　　河南新郑乡绅李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在郑国国君的大墓上生活了那么长时间。1923年8月末，这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就在不经意间被发?F了。由于连日的干旱，李锐决定在自家宅院旁打一口水井。井水没有打出来，反倒挖出了4件青铜器，第二天又挖出了10余件。他遂将大鼎1件、中鼎2件以800大洋卖给了许昌的张庆麟。不久，李锐挖宝的消息就传扬了出去。新郑知事姚延锦获悉后，立刻出面干涉，禁止李锐继续挖宝。很快，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巡防至此，认为“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垂诸后世”。可谓军阀统治时期为数不多的有远见卓识的一位军官。迫于军威，李圆壶盖各1件，卮、?F、立鹤饰各2件，碎铜片40余块。加上追缴回来的，共得铜器94件，碎片数百块。所获铜器尽数运往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从墓中出土的方炉铭文可知，作器者乃“王子婴次”，因而所有有关李家楼铜器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的判断均由这件铜炉展开。王国维认为王子婴次是春秋中期楚庄王之弟令尹子重，郭沫若认为是春秋时期郑公子婴次。由于墓葬非科学发掘，新郑大墓的墓主身份依然扑朔迷离。 　　与民国时期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相比，李家楼铜器群是最锐不仅不敢继续偷掘，反而交出了大鼎6件，小鼎3件，簋4件，鬲6件，?2件，?[1件，?1件。靳云鹗又命人从许昌追回流失的3件，后叉在开封查得鼎4件和甬钟1件。 　　为了避免乡人继续盗挖，靳云鹗遂组织劳力扩大发掘范围。9月5日得?D钟4件，甬钟17件，鼎6件，鉴1件，笛、簋、方壶各4件，圆壶、晷、卮各2件，方炉、盘、?F各1件，碎铜片500余块。7日复又得鬲3件。9日得小鼎、兽尊、盘、兽身人面像、为幸运的。虽然它们?F在分藏于海峡两岸，然大体未出国门，这与当时阻止盗掘、及时追缴、抢救清理和集中保管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战国青铜器 　　浑源县位于山西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底，恒山山脉三面环绕，浑河穿境而过。李峪村就坐落在县城西南方约7.5公里的恒山北麓坡地之上。1923年正月的一天，李峪村民高凤章像往常一样去地里干活儿。然而，这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凤章正在田间劳作之际，锄头突然触碰到一些坚硬的物件，他连忙刨开上面的浮土，一件绿锈斑驳的青铜器赫然映入眼帘。纵使他大字不识，却也知道挖到宝贝了。这一挖不要紧，竟然挖出了整整三背篓的宝物，据说有60余件。除了绿锈斑斑的铜器外，还有金光闪闪的鎏金器。几天后，高凤章挖宝的消息不胫而走，三乡五里的村民都扛着锄头铁锹蜂拥而至，平静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喧嚣起来。寻宝心切的乡民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二亩多地翻了个底朝天。 　　村民们不知青铜器的珍贵，一味搜寻“黄货”，很多铜器甚至被砸碎卖掉。在村民们如火如荼地挖宝之际，古董商们也闻讯而来。这其中就有法国的古董商王涅克，他收购了约20余件青铜器。不久，这些造型精美、纹饰华丽的青铜器珍品就在法国展出，震惊了欧洲。 　　时为浑源知事的谢承恩得知后立即派遣警力奔赴李峪村，清查没收了30余件铜器。然而这位知事没收古物并非出于义举，而是为牟私利。他打着“以古兴教，以古兴农”的旗号，成立了所谓“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拍卖活动随之展开。就这样，剩余的浑源彝器精品又继续颠沛流离，辗转于古玩商之间，最终沦为欧、美、日等国的一些公私收藏。国内浑源青铜器保存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 　　 　　1928年陕西宝鸡戴家湾(斗鸡台)西周青铜器 　　戴家湾遗址(旧称斗鸡台)位于陕西宝鸡渭河以北的黄土台塬上。这里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一直以来秦冢汉茔、官私墓数不胜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斗鸡台乡人就曾盗掘出铜器20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梗禁十三器”：禁、尊、觚、?小⑨?、爵、角、斗各1件，卣2件，觯4件。这些器物后被清末大臣端方收藏，并著录在《陶斋吉金录》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端方卒于四川，由于家道衰败，这批珍贵文物就经其后人之手流散出去，?F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928年，盘踞在凤翔一带的军阀党玉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