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编曲 老歌换新颜魔术之手.docVIP

流行音乐编曲 老歌换新颜魔术之手 　　当前为学术界不甚关注的流行音乐领域中存在着的一些现象，如随着国内一批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出现，流行（大众）音乐的参与人群（创作者、表演者、制作者、受众等）开始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化”蔓延趋势，且这种趋势涵盖了传播主体到传播客体。这一变化起初看似无奇，对于浩瀚乐海而言，不过是遥远处蝴蝶轻拍了下它孱弱的双翅，但不料却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引发了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在不经意间揭开了国内流行音乐生态循环系统转型与变革的序幕。其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起开始举办的大众歌手选秀节目《超级女声》①，在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以李宇春为代表的 “平民偶像歌手”成为了流行音乐界的“黑天鹅事件”。最初，这一文化现象所引发的社会舆论中，虽也不乏对歌手有失专业水准的唱功和制作略显稚嫩的音效的诟病，但当我们再次对昔日这一现象的时代必然性作出反思时，不难发现，当时的社会审美价值观中，那种对于新生事物第一时间所反馈出的排斥或惶恐，可能更多只是一种对身边未知因素的应激反应，即我们对自己审美价值取向转变的不自知和无意识。 　　随后，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全民选秀?目所引发的、对于音乐活动的“全民化参与”热潮，自然而然地带动了社会消费群体对流行音乐的“全民化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音乐市场的复苏，继而推动了音乐在创作、制作技术上向着更高程度和更加专业化的水准继续迈进。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歌唱类综艺节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虽然从外在组织形式上大多看似异曲同工，但其内部却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本质性的转变，普遍呈现出表演主体的“回流”趋势――从对“草根”歌手的推崇再次转向对专业歌手的关注。由此，一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歌唱类综艺节目应运而生。其中，同样由湖南卫视引进策划的歌唱竞技节目《歌手》②，凭借歌手精湛的唱功和技术精良的编曲与制作，一跃成为同类节目中最具代表性、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佼佼者。此类节目将演唱会配置的大型乐队“迁移”至演播厅内的做法，在为听众带来较高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对音乐的表演者和制作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术要求。这是音乐在大众娱乐活动中社会功能价值转变的结果，即由一种（出于商业目的的）制造噱头的手段逐渐向音乐自身审美的价值回归。 　　随着当前流行音乐的市场运营模式的转型，一首成品歌曲的创作工作所涵盖的内容、范畴被进一步拓宽，除了音乐本体（词曲）外，二度创作的重要性也开始彰显出来。暂且抛开表演者在音乐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的主观性作用不谈，这里所说的二度创作主要指编曲，包括旋律曲调的拼贴、改编和歌曲伴奏的编配。以《歌手》为例，或为了规避良莠不齐的原创新曲在市场推广中的较高风险，或为了唤起更广泛年龄段听众的共鸣而招徕关注，节目主打非原创歌曲的翻唱。这样一来，在词曲既定的前提下，编曲就成为了音乐能够给人带来新鲜感的最有效手段，也在节目中形成了一种“拼编曲”的审美侧重。姑且不论其利弊，编曲在音乐表达及情绪氛围营造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歌手》节目音乐总监梁翘柏曾在采访中谈到：“作曲和编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但在人们眼中，前者往往抢占了绝大部分的荣耀。而事实上，在歌曲的创作过程中，编曲同等重要。”③而在《歌手》这类旧曲翻唱这主的节目中，编曲的重要性更甚。他认为，编曲虽然是音乐旋律主体的辅助，却承担着为其“创造环境”的任务。这里所说的“环境”，可大致等同于严肃音乐分析理论中的“语境（context）”，简言之，是对旋律的解释。语言学上，狭义的“语境”概念是指语言的搭配结构及上下文关系，而若将音乐中的记谱符号与记谱法则视为其借以传播的“信息文本”，则该文本与其所处语境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间距性”，因为“文本（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创作语境，但显然又超越于特定的创作语境，不断面临新的语境，向不同时代的接受者敞开”④。这种间距性使音乐的“文本”具有了多重语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若通过人为手段（如编曲）使同一音乐文本处于不同“语境”下，则可能产生不同的美学诠释；而人们主观能动地为音乐文本更新语境的行为，很可能与社会审美价值观的更迭有关，这也因而成为我们比较研究音乐风格发展变化趋势的重要参数。然而，在当前流行音乐的相关研究中，似乎更倾向于对音乐文本结构特征的关注，而对音乐语境的组织形式特征及其在音乐整体音响风格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及作用上，却尚属欠缺。 　　一、开拓空间：音乐数字化制作技术的 　　升级与乐队编制的追加 　　在声音数据存储技术出现之前，最早的歌唱伴奏形式只能预先组织并训练所需规模的乐队进行现场演奏，它与歌唱表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即时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在这一前提下，乐队的构成及编制，必然成为制约编曲构思的先决条件和最直接因素。而当录音技术以物理存储方式（录音带）被广泛应用于流行音乐之后，其传播媒介往往需要借助电子声音传输设备实现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