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唐淑德非常人生.docVIP

母亲唐淑德非常人生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我的父亲孙寒冰，曾经以创办中国第一本《文摘》、宣传抗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推出《毛泽东自传》而受人称道。不幸的是他于1940年5月2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大轰炸中牺牲，死时才37岁。此后，我的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抚育着子女，度过了67年漫长的人生苦旅。许多年来我总想写一篇文章来祭奠母亲的亡灵，倾诉我对母亲无尽的思恋。 　　我的母亲名唐淑德，是民国初年曾一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侄孙女。因此人们都说母亲是出身名门的千金小姐。但是熟悉母亲的人都知道，在母亲身上并没有一般贵族小姐那种娇骄二气，她是一位心地纯朴、善良、贤惠、性格坚强而又深明大义的知识女性。 　　记得抗战爆发时，我才5岁。那时候只看到父亲的工作特别忙。他是复旦大学教授，又创办了一本“杂志的杂志”，起名《文摘》，白天要到学校上课，晚上利用业余时间编《文摘》，经常搞到深夜也不肯休息。母亲虽然也是师范毕业的，但看到父亲那样忙，便放弃了好多工作的机会，一心一意操持家务，支持父亲的事业。那时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教书的薪金维持生活。父亲办的《文摘》很红火，尤其是从1937年8月1日第2卷第2期起，连载《毛泽东自传》以后，轰动了全国，杂志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但父亲的服务是无偿的，他从不拿一分钱的报酬。相反的，却要经常和母亲商量拿出钱物来补贴编辑《文摘》的一些开销。《文摘》没有钱租房子，母亲就主动腾出一间屋子作《文摘》的编辑部。《文摘》大约有七八名编辑，大都是复旦大学的师生，每天下班后，他们就来到我们家上夜班编稿子。为此，母亲每天都要拿钱为编辑们购买夜间所需的饮食，还当上了这个编辑部的“义务服务员”。她把办好《文摘》完全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每天晚上都陪伴着父亲和编辑们通宵达旦地工作，给他们送茶水，煮咖啡。夜深了，她就和衣躺在床上假寐，等着编辑们招呼有什么事要帮忙的，她随叫随到。凌晨1时左右，她照例起床为大家做夜宵。5岁的我，看到有这么多叔叔在家，感到很热闹，很兴奋，也不觉得困，总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母亲身后转来转去，叔叔们有时还逗我玩，大家笑得特别开心。 　　 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复旦大学和《文摘》先后迁至重庆，父亲因患严重的伤寒病滞留上海，病愈后孤身一人辗转数月到达重庆，他因无力携眷同行，只好把一家人留在了沦陷区的上海。临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母亲说：“照顾老母和抚育孩子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父亲遇难身亡，犹如晴天劈雳。一家人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母亲当即昏倒在地，全家人哭声一片，似乎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无底深渊，一点光亮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茫然不知往后怎么活下去。我和刚十岁的哥哥吃力地把母亲扶上床，母亲逐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双目无神地看着围在身边的四个孩子，泪珠不停地往下掉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擦干了眼泪，低沉而坚定地说：“孩子们都别哭了，要记住爸爸是被敌人杀害的，你们长大后，要替爸爸报仇！”我们都齐声应答：“今后要更听妈的话，不惹妈生气。”从此我们和母亲更亲了，像雏鸡一样总是偎依在母亲身边。 　　当时我们全家除母亲、哥哥、我和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才四岁）外，还有一位80高龄的祖母，一家六口人在沦陷区无依无靠，全靠母亲孱弱的双肩挑着生活的重担。父亲生前一向清廉，没有留下任何积蓄，也没有置房产，在上海生活多年都是靠租房子住。全家人的生活费都靠父亲每月从重庆寄钱到上海来。父亲死后经济上完全没有了来源，房租也交不起了。开始父亲在重庆的生前友好和一些政界人士还募积了一些生活教育基金补助我们，后来上海成了日本人占领的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就再也收不到这笔钱了。父亲过去人缘好，在上海的朋友多，父亲去世后，很多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父亲作为一个教授和学者，酷爱读书。他虽身无长物，但他买的书多得惊人。其中有许多是他珍藏多年的好书。父亲离开上海后，母亲为了避免书的损坏和丢失，花了好长时间进行了整理，购买了大批木箱，将书统统装进箱子，结果竟发现有160多箱之多。后来困难到实在无法可想的地步，母亲只好忍痛将这些书一箱一箱卖掉，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祖母向母亲说：“有件事我想了很久，还是提出来和你商量一下。家里的生活这么困难，学费又这么贵，四个孩子都要读书，实在读不起，我看一德是个女孩子，就不要上学了，在家里帮你干干活，你也需要有个帮手。你看怎么样？”母亲不假思索地说：“那怎么行呢？一德学习很用功，不让她上学太可惜了，她又是寒冰最疼爱的惟一的女儿，家里再困难也要咬牙克服，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祖母点点头就不再说什么了。那时我虽然只有八岁，却很懂事。父亲死后，我学习更加刻苦，一有空就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货币贬值，奸商囤积居奇，米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