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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报道生态观 　　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8226;卡森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后来被称为是人类环境危机的第一声警报。但在当年，这本书却遭到很多抨击和嘲弄。春天没有鸟鸣又如何呢？随着时光的流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卡森在为她自己的生命而写作，她坚持认为自然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 　　2006年11月，由我发起的中国西部“江河十年行”一行记者在四川康定的木格措采访。大家为那里还有那么原始的自然湖泊而感叹。当时我一个一个地问同行记者，你家乡的小河，现在和小时候一样吗？12位记者无一例外说的都是小时候怎么在家乡小河里玩耍、抓鱼。现在再回到故乡，小河脏了，干了，没有了。 　　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名记者，我和一些同行都在问着自己。 　　 　　做沟通公众与生态保护的桥梁 　　 　　媒体在受众中起到的宣传作用之大、教育普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不胜枚举：一，敏感获取各种生态环境信息，迅速广而告之，让决策者和公众得知；二，舆论监督，效果显著；三，具有较强号召力，易于发起环保行动，传媒放大效应又会引起更多公众关注，并加入到环境保护行列中。 　　1997年，我和中央几家媒体的记者一起乘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见到一位乘客随手要把一个白色塑料饭盒扔进江里。经制止后发现，我们乘坐的一艘很高档的江轮上竟然没有一个垃圾筒，问船上服务员垃圾怎么办，回答十分一致：扔到江里。回到北京后我采访了中国交通部和长江航运管理部门后得知，在我国长江上运营的客船上，如何处理垃圾确实没有条文规定。 　　经过现场随机和事后采访，我制作了广播节目《“白”了长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交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对此给予极大关注。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大规模沿江考察，以便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条文。 　　媒体是让公众更好地认识自然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1999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开播了“环保热线”“动物天地”和“走进绿家园自然保护区”栏目。 　　香格里拉，有人间仙境之意。采访中我发现，1998年9月1日，国家下达了禁止砍伐一切天然林的规定，靠伐木为生的当地百姓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国家一时又难以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记者很难给公众一个答案。于是，在“走进绿家园自然保护区”节目中展开讨论，让听众各抒己见。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当时听众提出的办法之一。七年后的2006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政协常委汪纪戎为大会做的报告讲的就是生态补偿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运用。 　　舆论监督，影响公共决策，通过这些事件的采访及后来的节目制作，我更认识到其意义及作用。 　　 　　如何做好生态争议问题报道 　　 　　木格错、都江堰、怒江水电工程都不是中国第一座大坝，但它们带来的争论此起彼伏，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 　　三年来，在围绕一些水电工程建与否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媒体“反坝”。甚至觉得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少人怀疑大规模建大坝与媒体的宣传有关。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推进，生态问题不断凸显。对于此类争议性生态问题，媒体的作用、职责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对近年来有关建坝的报道进行分析，媒体关注的方式与角度、记者报道的技巧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概括： 　　第一， 从只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 　　有关怒江能否修建大型水电站话题，各级媒体的上百篇文章、节目的题目中有这样三类：第一类是“完全正面”地介绍和评论某些大型水电工程计划。这些报道分布在各大主流媒体上；第二类强调怒江截流建水电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即除了发电，它们将带来负面影响：主要是移民、文化传统的丧失、生态系统的破坏、世界自然遗产的破坏等；第三类，提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比如：在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背景”谈的是《专家谈怒江建坝的利弊得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节目《怒江的选择》，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报道，例如《中国NGO：我反对》（《新闻周刊》）、《怒江大坝工程暂缓背后的民间力量》《怒江困境除了水电，怒江脱贫有无第二条道路？》等。长期以来，媒体在大型建设工程的信息传递中，说积极的一面比较多，可能出现的弊端分析得少。近年来的报道与评论中，不仅有第一类报道，也出现了上述第二、三类信息，并有深挖趋势，提供更多信息供受众进行判断。 　　第二，超越简单的反对与拥护 　　仔细阅读这些报道，会发现没有一位作者是只表达一种“反对一切水坝、反对一切水电建设”的观点。即使是一些明确反对某大型工程的文章，也不是简单否定。例如认为水电不是清洁能源，并对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持反对意见，写了《怒江十问》的《绿色中国》副主编沈孝辉提出并多次阐明他的建议―“分类指导开发水电”。他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