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与落寞九十年代中国喜剧电影文化审视.docVIP

狂欢与落寞九十年代中国喜剧电影文化审视 　　[摘要]　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面对此消彼长的文化争斗与融合，日渐解冻的电影体制，风云突变的市场规律，喜剧电影创作也经历了繁荣与衰落的动荡变革，反过来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时期多元杂交的文化症候。 　　[关键词] 喜剧电影 文化语境 电影体制 娱乐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历经了激烈的震荡与波动：商业化潮流以它逼人的气势冲击着人们故有的价值观念、伦理尺度，以“载道”、“美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宣教已变为贴近现实与个人的当下性关怀和诉求，娱乐文化的恣意泛滥与无往不胜都在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启幕。喜剧电影创作无疑是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杰出履战者。本文就是将该时期的喜剧电影创作视为中国大陆文化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来讨论，结合当时的电影体制状况与时代症候，探讨电影创作方向的变化，并再次回望和审视整个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喜剧作品对这一时期不可替代的文化构建作用。 　　 　　一、此消彼长的文化争斗与融合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消费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堂而皇之地占据了社会的主要阵地，与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构成的主流文化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精英文化“三足鼎立”、此消彼长，共同构成了九十年代斑驳杂陈的文化格局。一直以社会启蒙者角色自命的知识分子，此时却成为一群“找不着北”的文化迷途羔羊，“在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知识分子这种勇武的批判很可能无人理睬，很可能成为没有观众的悲壮演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献身方式，只能在最后的坚守中，在于世俗大潮的持久对峙中获得自我确证。” 　　如果说八十年代末的王朔电影还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刻意贬损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在大众文化风潮裹挟中的精英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靠近。当初以先锋姿态登上中国影坛的第五代主将们也自觉开始了从边缘到主流的抵近和突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用摇晃、闪烁的镜头语言，为观众展示了一个躁动不安的“欲望都市”空间，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李保田扮演的无辜受害、极力劝架的知识分子在混乱的周遭和聒噪喧嚣的善恶是非中最终完全丧失了自我人格，变成了一个癫狂的“施暴者”。张艺谋对精英分子在大众文化中的精神错乱和身份迷失的描述具有绝妙的反讽意义。与此同时，“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标志着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开始。１99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电影精品“9550”工程，这一政策的制定对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方向和手法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了作用。这一时期，《红色恋人》、《红樱桃》等“新主流电影”风起云涌，这类影片将战争、人性、爱情、正义等诸多元素较好地胶着在一起，以观赏性、通俗性、教育性的高度结合获得了观众和市场的一致认可。 　　随着大众文化的滋生泛滥和商业意识的迅猛抬头，喜剧电影也开始经历了漫长的转型，三种文化出现了明显交融的印记。转型前的喜剧电影在精神风貌和艺术形式上仍然延续了“十七年喜剧电影”温情歌颂、温和讽刺、温婉说教的传统，在揭露歪风邪气的同时树立“真、善、美”的价值观和道德理想，如陈佩斯的“二子”系列、张刚的“阿满喜剧”。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娱乐”堂而皇之地成为制胜的商业“法宝”，抢占了文化市场的滩头阵地，昔日民众对政治偶像和“乌托邦”信仰的狂热追求已变为“冷静务实”的当下满足。“戏说”历史、调侃人生以迎合人们世俗性需求的影视作品俯拾即是，整个社会包括影视创作都被囊括在这股奔腾不息的商业化浪潮之中。张建亚的“战争游戏喜剧”，黄建新的“平民常态喜剧”，以及冯小刚的“贺岁喜剧”，一起构成了世纪末“众声喧哗”中的一个显赫的“声部”。 　　 　　二、电影体制、市场变局与喜剧电影创作的跟进 　　 　　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一直都被视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而存在的，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电影体制的僵化特性。在新中国电影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电影的商品属性几乎受到了全面的遮蔽：政府统一管制、“以产定销”，对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等都实行一统到底的国家垄断，高度计划化的电影体制直接导致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主题先行”的作品。１985年，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初期，喜剧电影导演张刚率先带领麾下的二十多号人从银行贷款35万元，自担风险、自编自导，组建了江西影视研究所，成为新时期中国民营影视的始作俑者。民营企业的资金注入到影视创作过程中，大大缩短了电影创作的周期，增加了主创人员的灵活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鲜有观众、乏有市场的沉闷格局，并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独立电影人的涌现。 　　与此同时，电影政策和体制的改变也拉动了中央和区域经济，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