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离婚制度变迁.doc

社会转型时期离婚制度变迁 　　[摘要]从封建社套的离婚制度到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国离婚制度发生了两次大的变迁，即：民国时期的婚姻制度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离婚制度作为婚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变迁体现了社会对人，尤其是对妇女的尊重．婚姻制度逐渐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开始关注人自身的感受，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金钥匙之一。 　　[关键词]离婚制度；变迁；社会学；自由；平等 　　[中图分类号]C9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5―0048―02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必经阶段。离婚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由礼入法的不断发展，并一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离婚制度在当时社会改革的浪潮下已逐渐步入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不可小视的进步，而现行婚姻法更是把离婚制度从实质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拟对婚约制度在这两个阶段的变化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宗法观念的消亡――家族本位与个人自主 　　 　　在古代封闭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家庭与宗法社会一直是一个超稳定的同构体。两千多年的封建家长制家庭中，结婚和离婚从来不是婚姻当事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离婚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制度改革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现行婚姻法更是把这种与婚姻无关的落后观念彻底剔除出离婚制度中。 　　在封建社会，是根据夫家的好恶，具备“七出”条件的便可将妻弃去。唐律规定的“七出”条件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嫉，七恶疾。”“七出”之条以夫家家长的好恶为转移，与夫妻个人关系不大。除淫佚、盗窃与个人品德有关，其他各条均为夫家家长的主观意志所决定。如所谓“不事舅姑”，说穿了就是不得公婆的欢心。“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1]，儿子夫妇很和睦，只要父母不高兴，就得离弃。《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南宋诗人陆游和唐琬，都是在“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的情况下被迫离弃的，就是明证。古代离婚之所以采取出妻形式，因为妻子被视为丈夫和丈夫家族的财产，由丈夫和丈夫的家族支配。如果她危害到男方家族，不能起传宗接代的工具作用，就可能被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已逐步取消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婚约，当事人对婚约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离婚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个人自主离婚制度取得了法律保护。与中国传统礼制相比较，民国时期婚姻当事人从法律上获得了对婚姻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对违法的婚姻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从法律实践来看，婚姻纠纷当事人直接到法庭起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些变化与当时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第二十五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两条规定，确定了我国实行自愿离婚与判决离婚相结合的离婚制度，无论哪种形式的离婚，都贯穿着巩固婚姻家庭的方针和离婚自由的原则。 　　 　　二、社会观念的变迁――男尊女卑和男女平等 　　 　　长期以来受“以夫为天，以妻为地，地须顺天……”等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性优于女性的社会价值准则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乃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惯性。至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化，这一惯性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些抑制。至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女性半边天的社会角色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古代把离婚叫做“离弃，绝婚，出妻[2]，放妻，逐妻”等，反映了妇女只能作为放弃的对象，而无离婚的权利。在封建社会，在不具备“七出”条件的情况下，男方提出离婚，女方也不反对的，法律允许离婚。过去曾经有人把封建社会的协议离婚看作离婚自由，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封建社会的协议离婚和今天的协议离婚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质上，法律不承认妇女有离婚请求权，第一，依礼制训条“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3]要求妇女必须“从一而终”。第二，法律明确规定：“即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4]具有法律效力的宋代判例集《清明集》中说：“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第三，允许协议弃妻的法律条文是：“若夫妻不相和谐而离者，不坐。”[5]所说“不相和谐”，不能从现代意义去理解，在男为天女为地的社会里，“三从”的枷锁牢牢地捆绑住妇女，妻只能终身屈服于夫，尽力求得夫之垂怜，岂敢与之分庭抗礼不相和谐?“不相和谐”只能是丈夫单方面的好恶，绝不能是双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