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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旧体诗词现代意味 　　摘要：现代旧体诗词无论是在语言层面上还是在形式上均发生了极大变化，并成为现代汉语及现代自由体诗歌的重要资源与组成质素；这种语言与形式所传达的思想与情感也不能简单地以古典与现代划分界限，而是能够满足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表情达意的需求。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意味，是它能够进入文学史写作视域的最重要证据与支持。 　　关键词：旧体诗词；现代意味；语言；形式；内容 　　中图分类号：I207.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2－0097－07 　　 　　在中国文学史上，讲究格律的诗词创作曾经是文人的骄傲，并产生了足以傲视世界文坛的辉煌成就。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之际，这种曾经有着耀眼光环的格律诗词却被冠以“陈旧腐朽”的定语而遭遇严厉的批判和拒斥，这种体式的作品也被命名为“旧体诗词”而被打人文学研究及文学史写作的冷宫。80年代之后，由于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学史观的不断更新与转变，一些曾被遮蔽的文学类型如通俗文学等逐渐得到重新评判并被获准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领地。但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始终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存并绵延不绝，有时甚至一度形成不小的规模和声势，而且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旧体诗词，依旧难逃“华盖运”而始终未能获得进入文学史的资格。近年来，旧体诗词人史的呼声再度凸现而且争议鹊起、众说纷纭。尽管有专家学者提出为旧体诗词重新“正名”以强调其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试图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如1997年学者黄修己曾设想把旧体诗词写入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最终不了了之。这至少表明旧体诗词人史的尴尬处境仍在继续。那么，长期以来制约旧体诗词人史的原因何在?换言之，究竟是旧体诗词的哪些质素成为它难以融入现代文学史的“病因”?这些质素是否具有充分的现代意味足以适应现代人表达现代情感的需求?只有重新审视并反思这些问题，才能对现代旧体诗词形成科学、公正的定位，从而为破解现代旧体诗词的人史难题提供参照与依据。 　　 　　一 　　 　　任何一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而诗词与语言的关系更为直观、更为紧密。“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因此，对现代旧体诗词的评论也应该先从语言人手。20世纪初期，对旧体诗词的否定和批判乃至新文学运动的发起即是如此。胡适、陈独秀等文化先驱率先提出文学语言变革这一重要命题。胡适认为：“文学的生命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独秀一方面主张，对改良文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他们的意识中，文言等于死文字，文言文学就等于死文学，而白话文学才是适应当下时代情感与精神的活文学。因此，以文言作为语言表现形式的旧体诗词遭到迎头批判，自然是在所难免。 　　实际上，后来出现的否定现代旧体诗词人史的声音，也一直是沿着胡适等人的语言观念和思路来审视批评对象的。经过这种“有色眼镜”的折射，语言的文/白之分就成了决定诗词能否入史问题的重要尺度。这种观念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过程，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它首先是以文言为语料的，虽然有一些接近古代白话口语的诗歌，但它仍然要纳入固定的体式中。旧体诗词的格律规则是以文言文为对象来制定。如格律诗依据的韵书就是依据文言词汇、古代汉语音韵来制定的。”甚至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新诗也因沾染了古典诗词的过多影响而变得“语言色彩过于古雅，就会使新诗显得熟俗陈旧”。 　　不难看出，无论是胡适还是今天的论者，他们在对待诗歌语言的态度上有着根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文/白对立的认知方式与新/旧或日现代/传统文学的分野模式。在他们看来，文言是固定的、僵化的甚至死去了的旧文字；而现代文学必然要选择鲜活的、能表达现代人情感与思想的新文字，这种文字只能是白话。这就把语言的文言/白话与文学性质、乃至思想的旧/新、传统/现代等问题直接捆绑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划分方法是极为不合理的。早在20年代，周作人在《死文学与活文学》的演讲中强调：“不见得古文都是死的，也有活的，不见得白话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朱光潜更是指出：“以文字的古今定文字的死活，是提倡白话者的偏见。散在字典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