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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与缪斯现象学视域下当代诗歌 　　受访人：凯文?哈特教授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爱德温?B.凯尔基督教讲席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诗人，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为这一代最杰出的澳大利亚诗人。 　　采访人：吕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枣庄学院讲师。 　　一、诗歌中的哲学小史 　　吕冰：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引用您的话认为：“西方文化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了观念性词汇，我们一切有关生与死或有关形式与内容的言谈都与这个传统密不可分。”[1]您亦在《诗歌与启示》中引用梅洛?庞蒂的话认为：“文学在二十世纪空前‘哲学化’，变得前所未有地用力反思语言、真实以及写作的意义。”那么梅洛?庞蒂的“哲学”是否是指“希腊哲学”？为什么他会重点强调20世纪这个时间段？如果我们将时间线从文艺复兴延展至后现代主义，其间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是如何纠缠的？ 　　凯文?哈特教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五中规定了大约40个词的意义，这些观念性词语不仅仅使我们抓住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并进行讨论，还允许我们去找寻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即使一个不熟悉哲学的人，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诸如“原因”“本?|”“存在”“一个”“多个”这样的词语；而其他的词语，像是“原理”“实质”等则经常在我们思考和说话的时候出现。这意味着，在西方，即使我们在进行与哲学无关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读诗或者写诗、作画或者欣赏，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些许哲学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措辞在里面。马丁?海德格尔和雅克?德里达都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源自于希腊哲学，即使当它向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时亦然。虽然如果我们能更常阅读和深入理解普罗提诺和斯多葛学派并接触到其他哲学的思维方式的话，我们能做得更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永远不可能直接越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我说“西方”的时候，我并不是从地理意义上指代这个词语。曾经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西方”这个词在中东和亚洲地区都有了根深蒂固的含义，当然它们在不同地区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是，不论当它被接受、吸收或者重置时，还是在被躲避和拒绝（却在私下里隐秘地被依赖）时，都具有某种力量。当然，它也在随着时代的更迭而转换，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当今我们所处的智性世界正日渐衰弱，特别是在人文领域尤其如此。人们不再将德国看作是哲学和神学的圣地，法国亦然；或许只有美国的几所重点大学留存了西方智性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且似乎也不会非常长久。我应当补充一句，“西方”含义的一种变体是用“东方”一词强化和重新导向的。例如，美国20世纪的诗歌，如果没有庞德在1915年收集并翻译的《中国》诗集（虽然他并不懂中文而是从日文版的中国经典古诗翻译过来的），就不会呈现出现在的景象。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梅洛?庞蒂反思了法国文学的一种现状，一些法国作家―――当然不是全部―――一直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对抗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传统。德里达和超现实主义在文学领域内的地位，如果借用让?保兰在《塔布之花》里的话，可被称得上是一种“恐怖主义”。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对哲学还是有诸多诉求―――不要忘记安德烈?布勒东在表述超现实主义革命时将黑格尔也列入其中。新小说虽然很少进行哲学上的训练，但其实践质疑了线性叙事和自然主义作家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预设。从马拉美到欧仁?吉尔维克，伊夫?博纳富瓦和安德烈?杜布奇这些诗人，都在检验通过诗歌到底能做什么。他们的作品不仅仅凭借其主题、形式和风格向世人宣称“我就是诗歌”，而且还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大声抑或轻轻地发问，“到底什么才是诗歌”或者“诗歌是为何而作”[比如吉尔维克的“欧几里得”（1967）就让我们思考，一个几何学图形在一首抒情诗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认为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至少从其形式来看，是直接取自于苏格拉底，而第二个疑问则来源于荷尔德林和他对于希腊哲学的经验。从某种程度上看，关于文学的自反性体验在法语写作中比英语写作更加普遍，因为哲学在法国文化中通常要比在英国和美国要普及得多，英美两国的中学教育不像法国那样会开设哲学课程。梅洛?庞蒂所关心的问题虽然在20世纪文学中尤为清晰，但不仅仅限于这个时间段。虽然我们在维克多?雨果或者保尔?魏尔伦的诗中找不到关于哲学的清晰发问，但这并不表明19世纪的法国诗歌中没有这种深刻议题，虽然直到下世纪这些模糊的哲学线索才成为焦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本杰明?方达内的《波德莱尔和深渊的经验》（1947）一诗即可。有时候人们会在20世纪的诗歌中发现一种关于否定的强烈样式，否定性对现代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家来说比希腊哲学更为重要。博纳富瓦和杜布奇就是两个互为对比的例子。年轻的博纳富瓦，《杜弗的动与静》（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