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乐户研究一个自我一生态社会组织系统.docVIP

社会学视野下乐户研究一个自我一生态社会组织系统 　　一、由项阳《山西乐户研究》谈起 　　“乐籍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现实存在，以往对这一群体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民族音乐学家项阳在他的《山西乐户研究》(以下简称“项著”)中所宣称的，亦是笔者想强调的。二十多年来，音乐学界毋须说对于乐籍文化的研究，就连音乐社会学基础性学科或采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音乐事象，都甚为少见。 　　在此暂且不论“项著”之研究结论所具之独创性和科学性，仅就“乐户”这一问题的提出，即显示了其在学术上所含的多重意义。其中既有来自乐户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而对于中国音乐史研究产生的新视角，又有从民族音乐学和田野调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事象的解读，还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同乐种形态构成的认识，更有基于音乐社会学理论上对乐户在其生存与生活中显示出的恩主关系及其地位与角色的研究等，都着实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项著”中，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作者认识到在中国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乐籍制度。这就是将全国范围内刑事犯罪人员的眷属、阵获俘虏、因政治获罪的官员及其妻女集聚起来，以另册户籍的形式归之，使之从事与“乐”相关的职业的专业“贱民”(罪民)乐人制度。对于这一制度的论述，作者有基于历史学的梳理与追溯，有植根民族学的考察与分析。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到的乐籍制度，不同时期其内涵有着相当的变化，其所存在的千余年漫长历程中，多种音乐形式的创造均与乐户直接或间接参与相关，乐户身份虽然低贱，却充满着创造精神。再者，乐户不仅存在于民俗，它其实也是制度的另一种延续，另一种存在形式，只不过这些民俗更加具有区域化的特征而已。正因为此，研究者将目光锁定在山西乐户的研究上，结合这一个案，通过大量收集文献、深入田野调查，做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得出的结论独特且富有创见：正是一千又数百年的乐籍制度，正是有这么一支专业贱民乐人群体在制度下生存，从而保证了中国音乐传统千百年来的连续统一，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新视角下的新收获”。 　　表面上看来，“项著”研究的重点关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乐人与乐之于历史传承的作用，相应地，作者采取的方法无外乎为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然而，对于身处贱籍的乐户的研究，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音乐社会学视野下的观察。由此带出了笔者下面的论述。 　　 　　二、二十年来中国音乐社会学研究之检讨 　　 　　对乐户问题的关注，“项著”显然有专门的考虑，如论中“第五章：乐户对音乐传统的贡献”，倘若不以音乐社会学视角来考察，恐怕会难有所得。以笔者近年来对我国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关注所知，“项著”研究始于1993年，至2000年成果发表，其在运用音乐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之中，当属近二十余年来有特别意义和价值的一篇。 　　这里，笔者限定1985年至今的20年，指1985年前后开始陆续有音乐社会学论文发表，让人看到了　音乐社会学研究在我国有进入草创酝酿之迹象。现在回顾起来，那一段时期的论文以译介居多，著译者中间曾遂今、金经言功不可没。有独创意义的文章却几乎为无。在对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中，苏联音乐学家索哈尔的理论为学人所知，另外一本颇具价值的音乐社会学文集却因发行渠道影响而鲜为人知。索哈尔就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思想史以及其相关课题进行了独到而系统的论述。其理论从音乐社会学的概念、相关研究流派人手，提出了对研究课题的见解。接着，作者就社会中的“音乐文化”这一复杂的概念进行了严密地阐述，从文化的单个细胞到存在的每一个联系，从社会的横切面和历史的纵切面的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对“音乐文化”进行深入的剖析。并把“音乐感知”看作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采用从需求→兴趣→感知→音乐感知→听众→听众群的链结式考察方式来分析感知问题，进而提出音乐与社会(公众的集合)同步成长的观点。最后，作者就创作者与听众的循环性影响进行论述，从而再次强调音乐社会的立体网状结构。在曾遂今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专论中，可明显地看到索哈尔理论的影响。众所周知，原版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翻译出版。1985年，杂志以“音乐的创造”为主题推出一本专号，分列“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社会环境、音乐家的地位”三个论题，着实为我们提供了至少在1982年前后国际上最新音乐社会学研究动向及成果，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除却翻译介绍西文资料外，国内学者如曾遂今的研究，探讨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作品进入社会以后作品与人发生联系的社会过程、作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而非音乐作品本身的研究，这与现今西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主旨一脉相承。然而，研究者在随后的研究之中，认为要在音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