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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是与非 　　在符号的背后 　　美国作家史蒂夫?约翰逊说，上世纪80年代他在布朗大学读符号学专业，那时，据说符号学在最受欢迎的人文学科中名列第三。但普通人对它一点也不了解，作者的一位亲戚说：“啊，符号学，研究植物如何在光照下生长。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普通人不了解符号学并不奇怪，晦涩是符号学的应有之义。美国小说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新作《婚姻阴谋》部分以上世纪80年代初的布朗大学为背景，女主人公第一次听说符号学是看到一位朋友回家时带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玛德林问那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惠特尼说，德里达的这本书恰恰是反对一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种观念的，如果说它是关于什么的话，那么，它写的是需要不再认为书籍是关于什么的。 　　符号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皮尔士和索绪尔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当代，它主要跟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有关。纯粹的符号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理论，如果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又决定了我们的文化，那么如果我们在寻找理解文化的钥匙，便可以从语言的基本结构入手：符号、象征、比喻、叙述手段和修辞。这些工具既可以用来解释耐克的广告，也可以用来解释里根的演说。 　　据说在80年代中期的布朗大学，在符号学的旗号下聚集了10多种群体：德里达的解构、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内部人士很少谈论符号学，而是笼统地说到理论。德里达和福柯等理论家是那时大学校园里的偶像。尤金尼德斯写道：“在追逐金钱的80年代读大学显得不够激进，符号学是第一种散发着革命气味的东西。它画了一道线，选定了一些人，它复杂，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谈论虐待、雌雄同体、性和权力等敏感话题。” 　　史蒂夫写道：“热爱符号学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在琢磨写作风格。我现在用更多时间从科学中学习其见识，而不是解构它宣称的真理。我慢慢地不再想着以故意所为的晦涩去吸引别人的注意。读研究生时，我参加一个关于德里达的研究班，德里达本人还去访问过，谦虚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好像是在说些什么，而不是在说谈论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我一个同学还提了一个漫无边际、自我指涉的问题，上来就抹除了答案的本质。我记得德里达咧嘴笑了，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对不起，但我没听懂你的问题。好像一个时代终结了：德里达都希望问题被说得更清楚。” 　　符号学不只是一种来自法国的时髦学问。它让人感到狂喜，觉得日常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媒介的世界，包含一层秘密的含义，可以用正确的工具把它破解出来，从而进入一个隐藏的知识世界。许多学习符号学的学生毕业后在媒介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符号学家在数字媒介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文本游戏的符号学的世界观会使他们能够立刻与超文本的、混乱的网络产生共鸣。符号学仍在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把符号变成新的奇观。 　　伦敦大学研究员肖恩?霍尔兹在《符号学的75个基本概念》一书中说，符号学（Semiotics）是关于记号（Signs）的理论，它源于古希腊文中的“Semeiotikos”一词，本意是“记号的解说员”。标记对人类的存在异常重要，它记载了人类所有的沟通形式。在符号学概念的引领下，我们可以越过文化制造的意义沼泽。 　　他举例说，卢卡斯?克拉纳赫创作过一幅油画《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画中撒旦以苹果诱惑夏娃，夏娃摘下一只苹果递给亚当。其实夏娃受到苹果诱惑并非《圣经》中的说法，《圣经》并未提到苹果。书中只提到了果子，而不是苹果。因此，可能是一只橙子或者无花果诱惑了夏娃。在克拉纳赫的作品中，苹果作为能指，被当做诱惑（所指）的象征。既然苹果可以代表诱惑，选择其他水果也能表达出同样的意义。这幅作品之所以在交流上十分成功，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早已将画中苹果的形象同诱惑的观念建立了连接。能指和所指之间可以存在多种关系。同一能指可以对应多个不同的所指，同一所指也可以拥有多个不同的能指。同一能指指向不同所指的例子：苹果可以分别代表诱惑、健康和水果；不同的能指都可以指向同一所指：如英语中的Apple、法语中的Pomme、德语中的Apfel都表示苹果。 　　另一个例子是“我买故我在”这一标语。它的含义似乎很明确，购物让我们明白，作为人类，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它是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转变而来的。笛卡儿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他认为建立认知系统必须从第一原理开始。为了给自己的哲学找到稳固的基础，笛卡儿引入了怀疑方法：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使他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确定，就是这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其推理是：如果我思考，思考会随之而来；如果我怀疑“我在思考”，思考仍然会随之而来。因此，无论如何，我都在思考，因此我在。在笛卡儿看来，“我思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