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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端上华夏化 一 　　二○一○年以来，国内外学界有关 “中 ”的讨论非常热烈，其中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即有许倬云、葛兆光、王赓武、许宏、刘晓原、李零、姚大力等人；而在相关的学术研讨方面，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所召集的“Unpacking China”（解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以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名字体现出美国汉学界近年来对 “何为中国 ”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在既有的讨论中，很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边缘、边疆抑或周边对于解答 “何为中国 ”问题的重要意义。无边则无以立中，以边缘来观照中心，“从周边看中国 ”，以非 “华夏 ”的视点来看待 “华夏 ”，成为王明珂、葛兆光等一批学者近年来共同的研究路径。 　　最近，一些颇有才具的青年学者也 “预流 ”其间，参与到这场 “何为中国 ”、孰为华夏的大讨论中来。胡鸿二○一七年出版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一书，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成果之一。作者在开篇中自陈：“本书要探讨的正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夏、华夷秩序及非华夏人群的华夏化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核心，即华夏是什么。只有准确认识了华夏的本质，才能定位非华夏，才能理解两者之间的华夷秩序，才能讨论华夏化的途径。”（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七年版，1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如果说王明珂（以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更多是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切入，从“华夏边缘 ”追索何为华夏之命题的话，胡鸿则是采用中心开花的方式，从华夏的本质和核心出发，揭示其对于边缘和周边建构与重塑的过程。根据他的说法：“无论在政治地理意义上，还是在社会阶层意义上，留下文本的这些人恰恰不在华夏的边缘而在中心。他们的文本中即使涉及对边缘的言说，那也只是站在中心者对边缘的感知、想象或者饱含偏见的选择性转述。”（14页）据此而论，“对于文献有限且类型单一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华夏的边缘几乎不可知，多少可知的，（14页）只是帝国中心及其对边缘的建构 ”。 　　正如胡书第六章标题中指出的那样，这里的所谓 “华夏化 ”，既有“史相 ”的一面，又有 “史实 ”的一面。胡鸿虽然在开篇导论中便已明确提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华夏边缘 ”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知性和帝国中心对其边缘的建构性（即所谓 “史相 ”）；然就其具体研究而论，该书却并未局限在 “历史书写 ”和后设建构的层面，而是将触角不同程度地深入到对华夏化之实际过程（即“史实 ”）的探索当中。有鉴于此，胡书的整体脉络便基本沿着这一虚一实的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观念层面和历史书写中的华夏化；另一条则是实际层面的华夏化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华夏核心政治体（如秦汉帝国，东晋、南朝政权）的扩张和挫折来体现。当然，这一虚一实的两条脉络并不是平行并进，而是互有交集、相互参差的。这种虚实结合、交错并举的方式，也是胡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然据其导论中对王明珂等人研究的反思来看，此书之核心要旨和根本目的仍在于观念和建构的层面，即所谓 “笔端上的华夏化 ”。 二 　　从《史记》《汉书》到《后汉书》，纪传体史书对于夷狄谱系和分类的建构已臻于完善。对于十六国、北朝之华夏化历史书写的分析和探讨，胡鸿首先提出了所谓 “十六国 ”的铨选标准和合法性问题。根据学界的一般看法，“十六国 ”的概念来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据崔氏《呈奏〈十六国春秋〉表》所言：“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魏书》卷六七，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1503页）而在实际的政治体分布格局中，前仇池国、后仇池国、吐谷浑等政权无论在其存在时间的长度还是其政治体的规模方面，都不落 “十六国 ”中的南凉、西凉之下。因此，崔鸿对于 “十六国 ”的铨选标准和合法性论证，显然另有所本。 　　从崔氏进呈的表文来看，其界定 “十六国 ”的标准是 “建邦命氏 ”，即建立独立的国家级政治体，他以 “战国 ”来比拟这些政权，又以“家”来称呼各政权的核心统治集团，体现出一种以政治体而非族群划分为标准的叙述策略。“在《呈奏〈十六国春秋〉表》和现存《十六国春秋》佚文中，崔鸿都表现出淡化族群的倾向。他在表文开头言‘臣闻帝王之兴 ……必有驱除，……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 ’，是为了将西晋灭亡后至北魏道武帝称帝之间的 ‘八十余年 ’定为战国，即看作北魏的 ‘驱除 ’。因此反而需要强化这些 ‘驱除 ’都是建立在 ‘中国 ’的政权，就像战国一样，而淡化其夷狄的色彩。”（205页） 　　在此，胡鸿特别强调国史书写对于塑造和建构 “十六国 ”政权华夏性的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