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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价值 　　前一篇报道集中介绍了苏州农村的“三大合作”改革。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土地股份合作改革的意义和价值未及详述。其实，我这次是带着问题来苏州求解的，说得更清楚些，是奔着这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来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已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这一段论述，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海外许多媒体对此多有猜测。说什么中国将掀起新的一次“土改”。国内也有媒体跟上热炒。 　　何谓“土改”?就是改变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实行的土地制度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现在真的要改变吗?细读文件就会发现，中央《决议》完全没有要改变这一基本制度的意思。相反，《决定》还明确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显然，“土改”之说纯属耸人听闻之言。 　　那么，中央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用意是什么?对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土地的流转又怎样实现呢?思索着这些问题，我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苏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苏州农村兴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改革实践，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前文中说过，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工业化、城市化步伐迅猛，农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苏州市委认真应对。在此次访问中，市委及各级领导、涉农部门在“三农”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求实精神，解决问题中的创新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给农村造成了巨大的挤压。按照传统的说法，农村中劳力、土地、资金这三大生产要素严重流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它不断流向工业、城市，农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已很严重，但这不是农村可以靠自身力量解决的。现在中央已采取多项重大措施，少取、多予方针的实行，近年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组织的出现，使解决这一难题出现了希望。至于劳动力的流出则是与土地的流失密切相关的问题。农民流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农村、农业发展是有利的。人多地少，剩余劳力找到出路，离开土地，农村，这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需要，也为解决农村劳力过多、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所以对农村劳力的转移不仅不必反对，而是要积极、稳步推进。 　　现在的问题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了，但所承包的土地并没有随人的流出而流转出来，留下的农民并未能随人口的减少而增加耕种的土地数量，土地规模经营没有形成。一方面大片土地被工业、交通、城镇发展占用，而同时，现存的耕地又没有得到有效使用，造成极其珍贵的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上篇报道中已有涉及。从全国情况来看，这种问题已普遍出现。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农民要常年离乡外出打工，只有在播种、收获的大忙季节才回乡经营土地，被称为“季节性农民”。而在苏州这类工业化发达地区，农民几乎全成了“兼职农民”。这两类农民虽都还是农民身份，但他们的劳动时间、谋生手段都已不在农业上。所以他们虽有承包土地，却不可能精心耕种。我国土地数量在不断减少，要保证粮食等农产品供应，主要出路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目前这种状况，极不利实现提高单产的目标。同时，一些不愿离开土地的种地行家，却因承包地有限，而没有更多的地可以种。这样一来，便造成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双重浪费。这是对农业发展最直接的威胁，如不能及时改变这种状况，即使能够保住18亿亩耕地，国家的粮食安全及农产品供应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苏州的同志说，“兼职农民”问题给当地农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办法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这就是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使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但是这个办法说起来明白而做起来很不容易。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州所属昆山、常熟等地都有一些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形成一批种田大户或家庭农场。但总体上看这样做的不多，没能改变苏州农村的既有局面。仍然是“有地的不好好种，想好好种的却没有地”。想承接流转的找不到土地来源，而想流转出去的，又找不到人接受。以至有的地方出现农民要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别人，却还要贴钱的怪事。在那些时候，在那些地方，土地似乎已经不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