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生命之轻.docVIP

论诗生命之轻 　　诗的生命应有之“轻” 　　回首漫漫五千余年的岁月，无比璀璨辉煌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历代人生咏叹、生活记忆，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光芒四射的文学瑰宝，正如叶延滨所言，传统“是中国新诗绕不过的冤家对头”。面对中国诗史中一座座风光无限的高峰、一个个难以企及的巨人，以及已经融入我们民族血液的难以撼动的传统审美经验，当代中国诗人的“悲剧性”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原谅我说的狠一点――面对中国诗史如此宏丽的参照系，让人们对现代及后现代新诗做出公正的和积极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 　　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与叶延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说，人们依然怀念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许多优美激情的新诗，那时，整个社会几乎都是诗的巨大共鸣箱。叶延滨说，那时是需要“共鸣箱”的时代，而现在的每位诗人都是一只独自歌唱的蜜蜂，他们合起来，我们只能听到蜂房里发出嗡嗡的声音，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春天的声音！ 　　我被说服了。我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价值、最具意义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此：它以自身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思想解放、社会解放、人的全面解放相对应的精神产物和情感标识。可以说，把“解放”两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当代中国新诗最值得称道的光荣与骄傲。 　　诗是时代的回声、社会的倒影、心灵的映象，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末梢神经。因此我赞同叶延滨的看法：“诗歌形式问题，绝不是一个与社会形态无关的美学问题。”“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叶延滨：《我对中国当下诗歌的几点思考》）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特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控制下，严酷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纪律同样不能不在那个时代的诗歌身上以及大众审美意识中留下深深的胎记。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伴随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当代诗歌从精神到理念，从思想到艺术，从形式到内容，从情感到语言，以大无畏的挑战姿态，对所有传统的秩序与规则进行了坚决的颠覆与反叛。从“新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散文化、口语化……他们把旧规则搞得片甲不留。他们把老房子拆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愿再跟着一根指挥棒表演大合唱，“像大剧院归顺于一支琴弓”。他们不愿让诗思再“戴着镣铐跳舞”。他们竞相高唱自我的心爱，创造自己的“流派”，发出自己的“宣言”，然后匆匆宣布自己是“划时代的开始”。他们任想像力纵横驰骋像发疯的野马，而这匹野马继续遭到他们疯狂的抽打。他们对诗性极端的个性张扬、任意的渲染铺排、近乎异化的创新表达，是前人难以想像的。学习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毕竟要花费太多时间，他们因拒绝“文学传统总想占据青春大好光阴”，而对传统不予理睬，甚至彻底踏翻并扫地出门。他们为表达个性的感觉，突出个性的犄角，为与精美的传统旧诗新诗拉开距离，而宁可以审丑的方式逆向而动，在诗中掺和暧昧的呻吟、含糊的低诉、快感的尖叫、发烧的呓语、市井的俗语、假装悲天悯人的抱怨乃至宣泄精神压力的嚎叫。 　　自此，自由诗的无序和放纵，使得诗坛很少再能看到久经训练的优美华尔兹，诗坛变成活力四射的混乱迪厅，变成焚烧旧秩序的火焰之舞。 　　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伴随着人、人性、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诗也获得了解放。诗不再背负沉重的政治的和旧秩序的枷锁，不再被迫听命于权力的指挥棒，不再是近乎“宗教化”的唱诗班。诗回归到诗本身。诗开始了自由的和个性的歌唱。诗终于拥有了诗应有的“生命之轻”，可以向着无比广阔的心灵天空自由飞翔。我以为，无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流变有多少种哈姆雷特式的争论，无论人们认为当下现代主义诗歌浪潮中漂流着多少泡沫甚至垃圾，无论其中有些诗人的歌唱是多么的晦涩或者嘶哑，但是，“诗为心声”――诗真正成为诗人的个性表达与创造，诗的这种本体意义的回归与解放，具有绝不可以低估的、足够伟大的意义。我甚至认为，这种回归与解放所造成的文化启蒙，远远高于它的艺术成就。 　　 　　诗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但是请注意，“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向上飞升，“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随时可能向下沉沦。 　　现代主义诗歌的解放与发展如一江春水，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也没打算给自己设置河岸（规则）。它从波涛汹涌的奔腾到今天漫无边际的泛滥，终于达至覆水难收、汪洋一片、难见主潮、难有波澜的地步。“轻”风徐来，有美丽的涟漪，青春的律动，爱情的花朵，生命的低诉，人生的启迪，但就像我们不洁的生态环境一样，水下也有污泥杂草，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泡沫和垃圾。 　　人类所有的创造和行为，最伟大和最难之处都在于找到如同黄金分割般的那个“度”。过和不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