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究一种历时分析.docVIP

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宄 种历 时分析 关键词：无罪推定；法律效果；证明规则；人权原则; 国际化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最初表现为一种富有人权保障价值 的证据法原则。但由于产生背景和发展进路的不同，无罪 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功能定位和法律效果上有一 定差别：前者将其作为审判阶段的证明规则，后者则以无 罪推定的证据法内涵为基础，充分挖掘其程序法意义，将 其塑造为具有多重法律效果的人权原则。二战后，无罪推 定的国际化虽然推动了无罪推定法律效果限制和生效范围 的一些共同基准的形成，但对各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 影响并不均衡。 “无罪推定是一个被普遍认可但又被普遍误解的概念” {1}。不少人认为，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是统一的和普遍的， 而且，其发展也是单向式的。事实上，虽然各国在无罪推 定的内涵上己基本达成共识[1][1]，但不同的法制传统和 诉讼模式、不同的文化土壤培植出的无罪推定在法律效果 上存在一定差别，而厘清这些差异也是理解无罪推定效果 的关键。鉴此，本文拟以无罪推定的产生与发展为主线， 剖析各个时期不同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异同，以期对 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建构有所助益。 一、无罪推定的产生及其法律效果在两大法系的分化 和诉讼模式的演进一样，无罪推定产生的真实图景是， 在欧洲大陆和不列颠，无罪推定经过早期共同的思想孕育 后，却在诉讼传统、政治结构等各种历史因素最为相似的 中世纪中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无罪推定的思想由来己久。奴隶制社会早期就存在一 个基于自然正义的人性假定：法律视每个人为善良和诚恳， 因此，提出相反事实者，应说明理由。据此，《汉谟拉比法 典》规定，提起控告的人须证明被告有罪，否则不仅开释 被告，控告者还要负诬告之责。公元前352年，古希腊雄 辩家德摩斯梯尼就提出：“不能仅因一个谋杀的指控就说一 个人为凶手，因为在宣判之前不应以凶手称呼任何人。” ｛2｝ 而在罗马法中，除了以“主张者而非否定者负举证责任” (actorii ncumbitpro batio)为原则外，还要求，在判决之 前，应以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方式对待被告人，不得剥夺其 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除了严重罪行，被控的罗马公民 在审前都可以获得保释｛3｝。此外，罗马图拉真皇帝还创制 了 “宁肯放纵犯罪也不冤枉无辜”的原则｛4｝，而安敦尼、 格雷希恩、瓦伦丁尼安皇帝颁布的敕令中则要求，原告起 诉犯罪时必须提供符合帝国法律的可靠人证、物证，如果 证据不足或缺少说服力，被告将获得存疑的利益(indub ioproreo)。诚然，无罪推定并非举证责任、罪疑唯轻等原 则的简单重述，但在萌芽阶段，它的精神却蕴含在以这些 证明规则为核心的各项制度中。 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是从法律格言逐渐进入审判实践 的。受席卷欧洲的纠问式诉讼影响，在普通法早期，纠问 的因素开始增多，单纯的指控就可以形成嫌疑或者有罪的 推定，而被告不得不提出证据消除这种效果｛5｝，而且，在 重罪案件中还允许刑讯。出于对该模式的反抗，从13世纪 到16世纪，“在证明有罪前不应以有罪看待”作为法谚被 布拉克顿、奥卡姆乃至教会法反复引用。到了 17、18世纪 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异域箴言》以及随后的多部戏 剧则将该格言带入了英国的大众文化。而正是在这个时期 无罪推定开始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法庭作为表达民事和刑 事诉讼中控方负担证明责任的另一种方式。但最早将无罪 推定确定为证明规则的官方表述，出现在1657年马萨诸塞 湾殖民地州议会签署的一个决定中：“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 是诚实的和清白的，除非依法作出相反的证明。法庭和陪 审团只有依据充足的证据才能认定事实，否则，就应作出 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4｝。独立革命后的美国人民也同样继 受了这种思想。1 832年，托马斯?斯达克在证据法专著中 宣称：“法律偏爱有利于无辜的推定，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 法律就推定一个人的性格是好的；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 法律推定他没有实施被控的行为。” {6}至19世纪末，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先后在“利连索尔烟草公司案”和“科芬案” 中表示[2 ][2]，无罪推定是刑事被告人可资利用的证据。 尽管这种将无罪推定本身作为证据的观点受到了塞耶和威 格摩尔的批判，但它们的意义在于，肯定了无罪推定是毋 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和基础性的法律，并将无罪推定的效 果明确于证据法领域。自此，作为证明的规则，无罪推定 开始广泛地作为对陪审团的指示而使用。当然，在英美法 系，无罪推定的证据法效果同一般证明责任规则并不完全 一致，无罪推定即便不是只要控方举出合理证据即可随时 “爆裂的气泡” [3][3 ]，也是一种保障陪审团以排除一切 合理疑问的标准定案的程序设置，重在防止陪审团的有罪 预断。 英美法系之所以仅将无罪推定作为证明规则对待，可 以从竞技式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