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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口供补强规则几个问题 　　内容摘要：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口供补强规则存在的立法缺陷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对口供补强规则的一些认识，通过对口供补强规则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如需要补强的口供的范围、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口供补强的程度、共犯之间的口供能否相互补强等进行探讨，提出我国应当兼采实质说与形式说，合理设定补强范围和补强标准，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应当是主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同案犯的口供不能通过一致性获得补强。进而对我国完善口供补强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口供 口供规则 口供补强 　　 　　所谓补强规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不足，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必须还有其它证据佐证，因此又称之为佐证规则。［1］基于此，口供补强规则就是对口供的证明力的一种要求，其内容是，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惟一依据时，必须有其它证据的补强，否则不能作出有罪的判决。［2］ 　　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原则性和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性，理论上对口供补强规则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无意对口供补强规则进行全面论述，仅就几个方面提出一家之言。 　　 　　一、需要补强的口供的范围 　　 　　在日本，学术界关于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存在“罪体说”和“实质说”两种对立的观点。实质说认为，补强证据只要能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即可，未有对罪体进行补强之必要。但目前，主张不加限定的实质说已经被认为不符合日本现行法律。［3］罪体说认为，对于罪体需要补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应当对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在形式上进行限制。关于罪体的概念，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罪体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例如有尸体的存在）；第二种观点认为，罪体是犯罪行为引起的（例如该尸体是他杀的尸体）；第三种观点认为，罪体包括作为犯罪行为人的被告人（例如该尸体是被告人所杀的尸体）。通说认为，罪体属于第二种情况，至于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是否同一，由法官自由裁断，犯罪目的、动机等主观要素不属于罪体，所以没有补强的必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补强的范围未作规定，实践中做法并不一致，有的要求对犯罪构成事实全部或者主要部分予以补强，也有的要求对其中一部分予以补强，还有的认为补强证据必须能证明口供的真实性。［４］ 　　笔者认为，对需要补强的口供的范围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认识。 　　一是部分口供还是全部口供需要补强。从口供的整体上看，需要补强的应当是能够证明全部或者主要犯罪事实的口供。只有在可能单独依靠口供即可定案的时候才存在口供的补强问题。口供补强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法官单独依靠口供认定案件事实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一旦采信即可达到上述效果的口供当然只能是有罪供述，此其一。其二，该有罪供述必须是对全部或者主要犯罪事实的承认，如果口供只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一个方面、一个片断、一个要素，显然不能据此形成对犯罪事实的整体性认识，法官也就无法依据口供认定案件事实，当然不存在补强的可能和必要。因此，非犯罪事实不需要补强，需要补强的口供应当是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的口供。 　　二是当庭供述和庭外供述的补强问题。英美法证据补强规则只适用于法庭外获得的口供，而对于庭上的被告人口供，法官在查明被告人是自愿的并且明白其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可直接据以定罪量刑。《日本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口供是庭上还是庭外做出，都需要有其他证据进行补强。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虽都未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均效法日本采取严格的补强证据规则。笔者认为，不论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的口供，都存在虚假的可能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当庭供述固然可能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但是，被告人当庭做出虚假口供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当庭供述与庭外供述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一致时多次供述的一致并不能形成补强和印证效果，不一致时的供述当然更需要补强。更重要的是，口供补强规则本身就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的，重点就在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因此，法庭上的口供也应在补强的范围之内。 　　三是需要补强的是口供的哪些内容。日本学者石井一正认为，口供中的下列方面需要补强，包括：第一，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等无须补强；第二，对犯罪客观方面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第三，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系犯罪人的认定、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方面事实如故意、过失的认定、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均不需要补强证据。［５］ 　　我国有学者指出，日本的“实质说”认为只需补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证据，这实质上是通过确认部分犯罪事实的真实来推断全部犯罪事实的真实性，这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但从理论上讲，有以偏概全之嫌，在实践中也较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形式说”则过分强调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都需要有独立的证据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