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民主探析.docVIP

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民主探析 在港英政府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受限 于其政治建制无法消解的专制性，香港社会一直缺乏 民主生存的土壤。直到20世纪中期，港英政府才渐渐 推出形式民主，为香港民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养分。 但由于缺乏大多数港人民主主体的参与，这样的民主 形同虚设。20世纪80年代，在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 历史契机下，香港民主伴随代议政制的快速推行，开 始踏上迅猛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香港;民主;历史 D676.58 A 文章 编号:1002-2589 (2016) 10-0146-03 香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香港特殊的社会 历史与迅猛的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以 156年港英政府的政制演变为线索，把香港民主发展 划分为两个历史区间，依次呈现其变化脉络。 一、香港民主的空缺与酝酿(1841 — 1982) 1.民主在香港的缺位 首先，港人群体缺乏民主意识的自觉。出于管治 的需要，关涉民主的政治议题在香港社会中一直被港 英政府视为“禁区”，“香港居民的顺从和无可奈何的 态度是支持现有权力结构的重要支柱” [1]，因而，港 人的现代民主意识与潜在的政治参与能力长期处于压 抑状态。对香港社会大部分新移民来说，香港只是“借 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他们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明 显，只关心经济利益与自身的物质生活资料所需，并 不在乎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社会责任等政治话题与 自身的关联性。可以说，在大多数港人的集体记忆里， 民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洞之物，它既没有现实 的民主生活体验的衔接，也没有传统的文化情感的支 撑。相反，他们的儒家政治文化情结深厚，间接成为 抑制他们民主思想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英 国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港人的社会意识结构中并不 存在民主的理性自觉，他们的世俗生活层面也缺乏民 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其次，港英政府系统内外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 “英国自1841年占领香港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 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 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具有明显的专 制主义色彩。” [2]作为港英政府建制里的“民主功能” 机构，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议对港督不构成任 何的法律制约。由于港英政府建制的专制性、封闭性 与排他性，港人议员长期在该政治系统中缺位，即使 存在个别港人群体挤进港英政府体制内的民主秩序， 也是没有民主话语的主导权可言。作为民主外化的具 体形式，民主咨询脱离了民主自身内在的规定性，港 英政府咨询的对象并非绝大部分港人群体，而是极少 数港人精英以及依附其政治体制输送利益的买办阶 层。因而，代表大部分港人的民意不可能通过这样的 民主渠道传达到港英政府建制的权力顶端，也不可能 在民主主体与权力中介之间建立平等对话平台并形成 良性互动的机制。可见，港英政府运行系统以“行政 吸纳政治”的方式吸纳少数港人精英进入权力体制内， 这种间接管治手段并非竭力于建构一个殖民主义的民 主世界，而是在乌托邦式的民主外壳下遮蔽其专制主 义的本质。换言之，它完全出于工具理性迎合社会管 治的需求，是为自身合法管治清除舆论压力与道德阻 力的政治程序设计。因此，处于英国管治下的香港， 无论是建制内还是建制外都不存在民主生存的土壤。 2.形式民主在香港的显现 香港的形式民主最初显现在二战后港英政府提 出的“杨慕琦计划”，这份政改方案首次提出让香港市 民有更多责任和权力去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港英 政府建制系统内部对香港政改的意见充满分歧，并没 有实质行动。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初步 展开代议政制改革，并就重大政策广泛咨询民意，吸 引部分社会底层群体参与政治生活，为港人民主意识 的塑造提供了一定的养分。与此同时，市政局先后发 表《市政局未来范围及工作特设委员会报告书》与《市 政局地方行政改革报告书》，工作小组委员会发表了 《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组委员会报告书》。这些报 轮廓，客观上为香港民主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 是它们触及了港英政府建制结构变动的底线，最终没 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官方认可与推行。然而，港英政府 不久在《市政局将来组织、工作及财政白皮书》中又 对香港民主发展做出回应：“如果真要有新途径，以便 地方人士更广泛地参与政府事务，顺理成章的办法是 容许甚至鼓励咨询机构发展起来，使它们所产生的作 用，能够普及全港，而不是把更多的权力授予地区议 会或市政局本身” [3]。民主形成的过程实质是绝大多 数民主主体不断获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但从港英政府 对香港民主发展的谨慎保守态度来看，其不希望自身 的权力发生转移或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即使港英政 府设计出具有可行性的民主发展方案，假如没有成熟 的民主意识的支撑，那么所有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幻想 告书所构想的香港政改举措勾勒出理想化的民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