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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基会赢与亏 　　事实上，在“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后，最有价值的假定，来自《信托法》起草人之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小明。 　　“从法律层面来讲，只要青基会在下面三个前提条件下立得住脚，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1.投资行为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投资管理效果与财务效果整体是好的;投资管理的资金运营没有影响它的目的事业拨款;3.管理层是自律的，没有败德行为。” 　　面对记者，周小明解释说:“能够给出答案的，应当是权威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显然，青基会正在努力将“假定”变成现实的结论。他们已经邀请到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希望工程捐款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同时决定委托金融机构对青基会投资所形成的存量资产进行评估变现。并从今年开始，邀请独立的、权威的国际审计机构对青基会进行年度审计。 　　相对复杂的情况在于，类似青基会的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按前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的说法是:“（大多）仍处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状态。”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制度安排上的欠缺，是被广泛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然，对此不是没有乐观的判断。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称:“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基金会组织必须要从此走向真正的自律与透明。”这一事件对中国基金会组织的制度性建设，阎明复说，“很有积极性意义”。 　　但是，仅就这一事件而言，目前记者能做的不是结论性报道，而是事实性记录。 　　 　　新闻传播的地区差异 　　 　　“非常愤怒！”涂猛说。 　　令这位青基会副秘书长愤怒的基础事实是，“报纸给我们定了性”?D?D香港《明报》2月28日报道说，“希望工程违规投资”。在《明报》有关希望工程的系列报道发表一个多月后，涂猛坐在记者面前，仍然情绪激昂，语速很快。显然，愤怒这一情绪，对于青基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不仅是持续性的，而且是弥漫性的。阎明复与周小明都向记者回忆说，“（在一次研讨会上）徐永光非常激动，说，‘我可以到电台、电视台与他们辩论我们是不是违规投资’。” 　　“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愤怒与态度。”涂猛说。 　　涂猛与青基会这种情绪，最直接、同时也最强烈的表达是3月20日向新浪网发送了一篇题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的文章。虽然这篇新浪网注明“来稿”的文章刊发时间是20时32分，比一般正常新闻发布时间晚了很多，但仍然引发广泛关注。新浪网统计的这天国内新闻排行榜上，这篇文章名列第8。 　　这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最简单地概括，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指出向《明报》提供青基会内部资料的“熟悉财务运作的人士”系原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在近一年时间里，柳杨与易晓形影不离”?D?D易晓曾被青基会聘为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在此期间（易晓）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数额巨大，1997年7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3月，有关狱政管理部门根据易晓‘患食道癌’的医院证明，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 　　其二，指出“徐永光作为希望工程发起人和中国青基会的法定代表人，在希望工程创立发展的14个年头中，恪尽职守，廉洁自律，在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实施系统有口皆碑”。同时，“徐永光表示，个人打不倒，机构打不倒，希望工程打不倒”。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分析人士能够清晰复述这两部分转换处的措词，“《明报》用柳杨提供的‘资料’恶意炒作，如果知道背后的指使竟是一名犯罪分子，堂堂《明报》居然成了犯罪分子的帮凶，不知作何感想！”这一段措词背后可能蕴含的逻辑关系，不止一位被采访对象提请记者注意它实际上形成的传播效果。不过，周小明律师分析说:“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可能对此有疑惑，但我们并不知道局内人处于一种什么境况。” 　　在青基会发布“遭受‘恐怖袭击’”文章的第二天，也即3月21日，香港媒体报道说，“举报人（柳杨）遭恐吓，逃离北京”。这样的报道在引用材料时，当然也注意到青基会“恐怖袭击”的表述，并由此推导出疑问:“（希望工程）为什么成了黑社会？”香港媒体这一报道的缘起，是前一天（3月20日）柳杨与苏宪华在广州的一次“情况说明会”。从香港媒体的报道上看，“说明会”主要内容除了“进一步公开青基会违规证据”，更主要部分则是柳杨叙述自己“（受到）一系列威胁恐吓”。 　　事实上，中国内地多数读者直到现在恐怕也难以获悉柳杨的广州“情况说明会”信息。但是，作为“局内人”，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说，“我们当时就知道了”。对于已经知晓柳杨“情况说明会”的青基会而言，难题在于，顾晓今说，“我们知道时，会议已经开了，无法阻止，于是觉着这时候应当向社会说明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一背景是青基会“遭受‘恐怖袭击’”文章出台的直接导因。 　　从事件演化的过程看，3月20日，无论青基会发布的“恐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