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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远航与文明转折 　　28年七下西洋，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却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在古里病逝，副将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壹 　　 　　郑和七下西洋，长驶远驾，“示中国富强”。如此盛大的远航，却突如其来，悄然而去。它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在郑和的伟大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甚至还有悲凉。 　　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不如说它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大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而且永远停止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200艘大船在世界南方海域编队航行，去的时候像节日里隆重的游行，带着大量的装备与礼品；回来的时候像个庞大的杂技团，装满了各种奇禽异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西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 　　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可是，盛大的远航，除了“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浪漫之外，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强调郑和下西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经济实质。“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郑和七下西洋，在政治上也是不合理的挥霍，甚至有些荒唐。抽空了贸易实质的海上冒险，变成一次又一次空洞虚荣的、炫耀式的巡航。它带着宏大而浪漫的政治理想，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宣谕、敕封、市易，将贡使接来又送去，满足帝王建立在无知狂妄之上的虚荣与野心。 　　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下西洋发生的海禁背景。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奢侈性的官方垄断贸易，破坏了500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自由贸易体制。辉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 　　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的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 　　以后的事态越来越明显，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一个皇帝诏令的远航，由另一个皇帝诏令停止，对于那个时代，他停止的或许不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是一次浩大的灾难。当年诏令下西洋，有条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历史中辉煌的背后，可能是残酷，而暗淡中，却有温暖。 　　 　　贰 　　 　　在历史上，郑和远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民间500年蓬勃发展的航海贸易传统被扼杀了，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衰落到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40年后，明宪宗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又动起出洋的念头，人们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与此同时，葡萄牙探险已临近高潮。当明朝中期的重臣刘大夏烧毁大明帝国的航海档案时，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大臣、科学家与船长们，正在疯狂地四处搜集各种航海资料。 　　远航结束，在永乐大帝以后的一个世纪，明朝成为一个真正轻盈内向的国家，国势减弱，社会松散。远航停止了，也是永远停止了，它为太平洋、印度洋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半个多世纪后绕道远来的西方扩张势力有恃无恐。 　　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西方真正的大航海时代，在郑和远航结束后才到来。首先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领的船队探索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荒芜的西非海岸航行，几十海里或几百海里地向南推进。郑和远航停止的时候，也就是1434年，他们才绕过博哈多尔角，10年以后才到达佛得角。1488年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舰队来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发现“好望角”，又过了10年，达?伽马的船队终于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也就是郑和当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