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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逮捕制度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8月17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质量标准》)第4条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同时应当采取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的应当撤销逮捕决定。该条规定了附条件逮捕的适用条件和决定程序，这标志着条件逮捕制度在立法上的正式确立。然而，随着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审查逮捕工作的广泛运用。在其发挥着固有功能的同时，由于多种原因，附条件逮捕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呈现出种种问题，甚至出现异化的情形，以至于部分附条件逮捕实践偏离了附条件逮捕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轨道。这种异化。势必导致非法逮捕，不当羁押，这实际上对逮捕权的滥用，弱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 　　 　　二、异化的表现 　　 　　(一)　运用状态的异化 　　附条件逮捕作为新生事物，它是作为现行逮捕制度之补充的一个新的工作机制，其在适用上应当坚持补充原则和比例原则，应当将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个别的适用，并控制在一定比例内，不应当将其予以经常化、扩大化适用。正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项明指出的那样：把附条件逮捕作为一项补充原则提出来，是从审查逮捕工作尚处于刑事诉讼初期，少数刑事案件确属特别严重、特别危险，侦查工作确有特殊困难等具体情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的刑事执法策略。但要注意这是特殊性，不是一般性。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不可滥用。在实践中，随着附条件逮捕制度适用的逐渐展开，检察机关对此似乎很是欢迎，各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案件逐渐增多。然而，有些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逮捕比较频繁，存在着适用经常化的倾向，突出表现在附条件逮捕人数与批准逮捕人数之间的高比例关系，各检察院普遍超过部分学者所主张的3％的控制比例，更有甚者将近10％。相对较高的附条件逮捕比例。在客观上说明了在审查逮捕工作中，附条件逮捕决定适用相对比较频繁，附条件逮捕制度处于经常化、常态化适用的状态。 　　 　　(二)　制度功能的异化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为打击重大刑事犯罪所设，其功能在于保障重大刑事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由于附条件逮捕决定的法律效力具有“暂时性”，处于一种可变更、或可撤销状态。在一定期限内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其法律效力类似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这种不确定性的效力状态不同于逮捕决定和不或不予逮捕决定，这就导致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这种制度设计在方便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为承办人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提供了在捕与不捕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在承办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办案压力以及错案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承办人也越来越多的乐意采用附条件逮捕，利用附条件逮捕决定的可撤销性来规避办案风险，附条件逮捕制度逐渐成为承办人规避办案风险的工具，甚至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 　　 　　(三)　适用范围的异化 　　《逮捕质量标准》第4条规定只有重大案件才能适用附条件逮捕，但对重大案件的标准没有予以明确。实践中，不同地方的检察机关对此把握也不相同，有的以“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有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有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如北京市各检察机关参照执行的《对重大案件正确使用附条件逮捕加强定期审查工作规定(试行)》(以下简称《工作规定》)第7条规定，对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附条件逮捕。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适用附条件逮捕，除非为六类特定案件才可以适用附条件逮捕。《工作规定》实际上采用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并其规定的适用附条件逮捕的范围要比《逮捕质量标准》第4条的规定宽泛，不仅重大案件适用，特定案件也可以适用。尽管理论与实践中对“重大案件”的标准存于争议，但均一致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禁止适用附条件逮捕。而在实践中。各检察机关并没有严格遵守高检院的规定，纷纷突破了重大案件的范围，将附条件逮捕适用普通刑事案件，甚至普通刑事案件成为适用附条件逮捕的主体，占据着适用附条件逮捕案件的绝大部分，以至于大部分附条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法院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等轻刑。对于各基层检察院来讲，大部分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案件非为重大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已被异化，存在适用扩大化的倾向。这种现实有违附条件逮捕制度旨在打击重大刑事犯罪的价值初衷。 　　 　　(四)　决定程序的异化 　　《逮捕质量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