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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还是重商话剧生死线上内战 　　如何盈利? 　　对于这个当前话剧产业化的最大命题,处于不同市场地位的演出单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许是因为话剧在中国自诞生起就担负了太多的历史责任,话剧行业内甚至对于其该不该赢利、该不该产业化都有着泾渭分明的意见。而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这些原本存疑的问题愈发凸显,成为各自掌握不同资源的“国字号”事业单位剧团、“改企”剧团和民营剧团之间攻讦、妥协和互相借鉴的出发点。 　　作为话剧产业的发展主体,它们三者似乎正在各自为战,上演了一出“三国演义”的活剧。 　　 　　“国字号”:吃皇粮的“富人” 　　 　　“北京人艺目前一年的正常开支在7000万元左右,有离退休人员194人,在职人员330多人。对于这个有着57年历史的国家级剧院,政府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财政局每年5000万的资金扶持,使剧团的艺术生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北京人艺的办公楼,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馆长刘章春对 《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据刘章春介绍,人艺作为重点文化事业单位,属于国家级话剧院,其特殊地位体现在,不同于一般市剧团属市文化局管辖,北京人艺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直接管辖。 　　除了地位上的优越感外,“1952年建院至今,北京人艺就像中国话剧的一块‘金字招牌’,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窗口。” 　　文艺创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国字”剧院,吃“皇粮”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都属于国家半拨款单位,实行差额拨款,国家的支持让他们相比一般的民营剧团和地方剧团的日子要好过很多。 　　吃着“皇粮”的人艺也拥有着丰富的演员资源。2009年北京人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目《窝头会馆》在北京首轮36场演出的票房超过1000万,个别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表示:“北京人艺的年平均售票率是60%左右,而《窝头会馆》却达到了95%以上。” 　　刘章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2009年9月25日开始演出到今年1月份,《窝头会馆》演出67场,票房为1800万元。对于一个新创作的剧目来说,其发展前景非常可喜。”《窝头会馆》中“明星效应”、“五星级阵容”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何冰悉数登场也为这部话剧的成功造足了声势。 　　“富人”的另一体现是人艺得天独厚,拥有自己专用的演出场所。人艺在王府井大街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是集演出、排练和剧院办公为一体的综合建筑设施,这种派头在全国范围内也很少见,足以令同行羡慕。 　　但“国字头”剧院的日子是否真如同行们所看到的这般舒服?有业内人士认为,“内忧外患”恐怕是概括他们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词语。 　　“内忧”主要源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对其的影响。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随后,《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下发使文艺界改企之风迅速蔓延。 　　相比早已改企的企业、地方演出单位,“国字号”剧院是否改企?何时改企?如何改企?这似乎成了萦绕在所有“国字头”剧团心间的一枚“定时炸弹”。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9月,北京市文化局在天下第一城国际会议中心组织召开“北京市文化系统工作研讨会”,学习中宣部、文化部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这场希望各演出单位能拿出具体改企日期的工作会到最后几乎变成了一场“诉苦会”。尽管在几年前就已经明确,但面对改企,各文艺团体从领导到员工普遍缺乏思想准备,使这些吃惯了“皇粮”的剧团惶恐不安。 　　而“外患”可以看作是当各种民营、地方乃至各地话剧团的纷纷崛起后,这些习惯了吃“皇粮”的“国字”剧院在断粮后是否能竞争得过那些自力更生、自谋经费的剧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戏剧评论家刘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品的高端性是国有话剧院团的最大特点和主要立足点。“目前的话剧市场,国有话剧院团仍占主角的地位,做着有份量、艺术性高的作品。而许多民营话剧和校园戏剧的发展,则起到了丰富市场的作用。” 　　与此观点类似,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一级导演王晓鹰也认为:“现在话剧整个状况有很大的改进,但话剧仍处于困境之中。”究其原因,他表示:“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往往把一个戏在市场上火不火当作判断其是否成功的标准。将商业戏剧的发展等同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于是媒体给它关注,政府把它当作一种政绩给予扶持。” 　　“有300年历史的扬剧,在合并到镇江艺术剧院之后,使本来就缺乏文化艺术土壤的扬剧落到了要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境地。”对于话剧能否商业化,王晓鹰表示,“(商业化)很重要的先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