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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后现代主义文论原点 　　一 　　站在当下学术研究的立场，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研究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文化现象绕不过去的重要理论。随着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文化的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人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对它的欢呼或是对传统稳定高雅审美方式的怀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意义也因此常在一种反叛的“武器”和谁都可以抨击的“靶子”间流转，对其的概念解释受到各种不同视野的影响而纷繁复杂。于是，当“后现代主义”一词在书市上的大块头著作封面上足够显眼时，我们仍然相信对以下问题的追溯是有相当意义的：为什么会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又能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 　　近读毛娟《“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以下简称《哈桑研究》），窃以为作者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之父”哈桑的研究真正回答了上述问题。作为对专题人物的系统研究，“哈桑”顺理成章地成为该书的首要关注对象，而哈桑的名字似乎于响亮的“后现代”还是薄弱了些，初读题目，不禁质疑作者对哈桑的专题研究是否能实现对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阐释。以上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近几年，在一种日趋繁荣的研究热潮下，学术界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象牙塔”。为稳妥起见，学者们在选择一个人物、一种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时，常向当下的“学术红人”致敬。于是，不论是搞西方研究的，还是搞中国文化的，都喜欢在一些人人熟知的大家中做取舍，似乎只有将自己的名字冠在大师之后，才是学术，才是研究。所以，这些年的国人学界，包括后现代主义研究在内，“唬人”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喊得响，不谈“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就不算西方哲学研究，不谈“主义”就不是理论研究，而细读文本发现，其内容又不过是平生传记、作品排序和重复的历史定性而已。因此，苦于学术弊病久已，初读《哈桑研究》之路可谓是既忐忑又好奇。 　　在笔者几乎一口气读完《哈桑研究》之后，不禁为自己对哈桑的浅见和对后现代主义的固执看法汗颜。若用流行的四字短语概括笔者的阅读体验，非文笔流畅、思路清晰、管中窥豹、深入浅出十六字不可。对《哈桑研究》的论述依然可以先从读者最感兴趣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开始。复旦学者陆扬对“后现代主义”有过这样一个评价：“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你不说我还大体清楚，你越说我越发糊涂的东西。”[1]笔者私以为，此番评价，凡是有过后现代主义相关学习、研究经验的读者恐怕都早已心领神会。得益于在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根本性转折，“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全新的术语和理论开始充斥在美学、语言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中。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理论家纷纷加入其中，以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方向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并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理论家。问题就出在这里，正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极具包容的学术特性，人们往往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对其进行概念定义并相互诘难，一时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上空热闹非凡，彼此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期间又以利奥塔的“向同一性开战”和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为争论核心。于是，“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仿佛就在诸如反叛、消解、怀疑等“反”性词语中被固定下来，而我们在读了几本后现代主义的专著之后也就自以为获得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真知灼见。 　　而作者却告诉我们，人文学科的概念性术语难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尽管人们会不断修正或重新界定概念意义，但“这种修正和界定不一定会使概念变得更加清晰或明确，也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界定‘后现代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2]。此语不仅宣告了作者不再尝试以一种单一语义界定“后现代主义”，同时也确实动摇了笔者所了解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几个名词，并如陆扬所言果真糊涂起来：不能界定概念，那如何开展研究？同时，既然“后现代主义”概念难以界定，那所谓“好”或“坏”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岂不是也是不攻自破？ 　　针对以上两点疑问，作者开宗明义道，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否来临，也不再是肯定或否定后现代主义，而是“以相对客观的立场和宽容的心态对其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2]1。如此，作者在展开系统论述之前就已经明确了“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两点“前意见”：难以界定和跨学科。这两点“前意见”一步一步引导作者穿透后现代主义的迷雾，并最终得到了后现代的包容性与多元性（详见《哈桑研究》第四部分）两大特征。而这就离不开以哈桑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在作者笔下，哈桑与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两个单论的个体，而是实现了以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研究为透视点，从文学理论逐步延伸至艺术再到整个文化理论。作者的最终目的乃是意图通过哈桑文论考察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哈桑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二 　　哈桑，全名伊哈布?哈比布?哈桑（IhabHabibHassan），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