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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一种希望法哲学 　　中图分类号：F0-059文献标识码：A 　　 　　“理想图景”、“主体性”、“中国现实”这三个词，应该是理解邓正来先生的鸿篇巨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三个最关键的概念。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之间的概念性联系的梳理，来切入对邓文的分析和批评。 　　邓文没有对主体性这样一个概念进行语义学的剖析，不过通读全书，说主体性这一概念乃是对近代主体哲学所强调的“主体―客体”这一对偶概念的借用和发挥，也不为过。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向来被看作是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不难发现，在笛卡尔的这一命题中，主体性乃是与反思联系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反思，就没有主体性。同时，主体的“思”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主体对于主体之外的“客体”的独立和分离。而在笛卡尔之前，在古典哲学和宗教哲学那里，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依附于客体之上的，乃是上帝所创造的整全世界的一部分而已。邓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强调中国法学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同样遵循了主体性的这两个含义。首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乃是一种以主权为基础的主体性。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拥有绝对的、完整的和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乃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的根本前提。主权乃是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但是“主权”这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消极的和防卫性的概念，他仅仅意味着对外力不干涉的保障。这正如当前中国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中国的法学由于缺乏反思性，照搬照抄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既有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成果，因此摆脱不了对西方法学传统的依附状态，成为西方法学的殖民地。要摆脱这种政治上已经获得了主权独立，而在学术和思想上却缺乏主体性的状态，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就必须获得“启蒙”，懂得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分析和处理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而不能把这样一个任务推脱给西方人。 　　因此，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开头几章，邓正来先生以“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这两个理论范式为个案，对于中国法学毫无反思地沿用了西方法学的既有知识，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作为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的做法提出了尖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不过该书的思路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和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论”恰恰也意识到了西方经验的地方性和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之间的紧张对立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论范式仍然遭到了邓正来先生的激烈批评和否弃，原因何在？ 　　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现实”这个概念。从哲学上来看，现实并非是物与物之间的简单汇聚和罗列，也并非是一种现成的等待去发现的东西。无论是本土资源论也好，法律文化论也罢，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对于“现实”这个概念的理解过于单调了。在苏力和梁治平等人的理论模式里，存在即是合理，即存在着的必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语境性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反对西方知识的必然性和普世性，反对形而上学，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地方性，但是当他们将“中国现实”理解成某种类似于“先行存在的实在”的东西，某种清楚而明确存在的事物时，也即将“中国现实”实证化时，他们已然掉进了他们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陷阱而无法自拔了。梁治平念念不忘的文化基因论和文化本质主义，苏力不知疲倦地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和“复转军人进法院”制度辩护，从梁祝的故事里面发掘传统包办婚姻的合法性，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种所谓的语境论的研究进路，俱为此种形而上学之具体实践。 　　由此看来，要坚持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性，不但要反思中国法学对于西方法学的依附性，同时也要反思中国法学对于传统的依附性。正如德沃金所曾经指出过的，了解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清现实，但是并无法正当化现实。而本土资源论恰恰是希望通过解释中国现实的传统维度和历史维度，达到正当化当前现实，默认并且凝固当前现实的目的。如此看来，批评苏力的学术研究之保守主义内涵，并不为过。在邓正来先生看来，苏力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乃是在于他的研究缺乏一种未来维度，缺乏理想的维度――在“试图反对和质疑“现代化范式”时，“不是把中国法学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必要性一起泼了出去，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1］。 　　由此，“理想图景”这个概念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只有引入理想图景这个概念，并且在这个概念的关照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而对当前现实进行评价和批判。而反过来说，我们只有贴切而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当下的现实，我们才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理想图景。这并非是一种一般学术研究者所力图避免的论证循环，而毋宁是一种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毋宁说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体认。一方面，只有将“当前”的现实与“过去”以及“未来”联系起来，才能够明白当下我们所面临之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够真正认识我们当下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