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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永远瑶山情 　　70多年前，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查，途中向导失引，造成妻死夫伤的人间悲剧。瑶山调查遭遇的不幸，使费先生和瑶族结下终身不解之缘。从1935年第一次访问广西大瑶山开始，费先生“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在其有生之年，先后6次到大瑶山调查，写下《桂行通讯》、《花篮瑶社会组织》、《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四上瑶山》、《盘村瑶族?序》、《瑶山调查五十年》等蜚声海内外的经典学术篇章，不仅记录了大瑶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而且也为大瑶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初访瑶乡 遗爱瑶山 　　 　　1935年，为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费先生和王同惠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简单婚礼后，便南下到广西大瑶山开展“特种民族”研究。费、王二人事先制定了周密的调查计划，准备在全面调查大瑶山5个瑶族支系的基础上，写一本系统性的调研报告。但遗憾的是，调查途中，向导先行，两人迷途深山。费先生误踏瑶民预设的捕虎机关，木石俱下，砸伤腰腿。王同惠下山求援，又不幸失足溺水，为中国的民族研究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费先生悲痛欲绝，不得不离开大瑶山。 　　 　　然而，费先生从未放弃调查大瑶山5个瑶族支系的构想。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这也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在广州柔济医院疗伤期间，病床上的费孝通便开始整理王同惠的花篮瑶调查遗稿。1936年6月，遗稿以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的形式公开印发。然而，由于当时印数较少，加上时间久远，到80年代，该专刊几乎成了孤本。1988年11月，江苏省人民出版社考虑到该书的重要价值，便以费孝通、王同惠两人合著的形式出版发行1200册《花篮瑶社会组织》。 　　 　　该书论述的许多观点是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的基本雏形。1999年11月，费先生在家乡江苏吴江学术演讲会上说：“《花篮瑶社会组织》是我和我的第一位夫人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后写出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后来的很多思想，都可以从这篇文章里找到根源。可以说，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 　　 　　费先生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关系层层深入，以简短6章数万字的篇幅，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花篮瑶社会和文化结构。花篮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在村落社区内，人们依靠相对松散的石牌制来维持村庄秩序。大瑶山瑶族主要有5个族群。根据费先生的研究，由于5个族群入山的时间不同，形成了“长毛瑶”和“过山瑶”两大族团。前者包括花篮瑶、坳瑶、茶山瑶；后者是盘瑶和山子瑶。民国期间，过山瑶对汉族的“开化”政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广西国民政府推行特种教育之前，过山瑶就已经主动请“师公”、“道公”等民间艺人到村里传输汉文化。而长毛瑶则不情愿看到有不利于维持他们身份的事情发生。两种不同族群心态构织起大瑶山特殊的社会网络关系。当年，吴文藻先生看完费孝通整理出的文稿后感言，我们看过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 　　 　　瑶山慰问 志在富瑶 　　 　　解放初期，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和发展现状如何，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为了科学制定民族政策，摸清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底”就显得非常必要。身负重大的历史使命，1951年7月，费先生担任中央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带领中央访问团第二次踏上广西大瑶山。 　　 　　慰问团到达广西，一方面，走村入户宣传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另一方面，又全面深入调查了解少数民族族称、人口数量、语言、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当时，大瑶山的剿匪工作尚未彻底结束，残余匪患经常祸乱黎民百姓。这对访问团入村调查也是很大的威胁。然而，大瑶山匪患和大瑶山瑶族的善良，正好形成鲜明反差。访问团每到一个村寨，都能得到瑶民的热情礼待。访问团在大山里经过近两年的宣讲和调研，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送下瑶乡，大大提升了瑶民的国家意识。 　　 　　 　　大瑶山瑶族虽然有“过山瑶”和“长毛瑶”的族群差别，但族群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剥削关系。费先生领队访问团，结合大瑶山客观历史实际，在当地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商议和平解决瑶族内部矛盾的问题。同年，《大瑶山团结公约》颁布实施，使得以团结公约的形式化解族内隔阂的设想成为现实。对于过山瑶来说，团结公约结束了100年多年来无地的被动局面，因而，他们倍加珍惜土地，勤俭持家，精心种植。长毛瑶主动放弃土地特权，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生产劳作。因此说，团结公约不仅有效地消除了民族隔阂，而且大大激活了瑶族的生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大瑶山5个瑶族支系和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访大瑶山，费先生还特意到广西龙胜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