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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文艺情结 　　我是贺龙元帅麾下的一名文艺兵，我们大家都亲昵地称他为贺老总。我从1939年起就一直跟随着贺老总转战南北，直到“文革”前夕。 　　“英灵虽已逝，恩泽万古长。”每当我回忆起贺老总，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初见贺老总 　　 　　1939年深秋，我从晋察边区“抗日人民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文化工作团”奉调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工作。 　　记得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战斗剧社的政治指导员王可（后更名王克，全国解放后历任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事体育学院院长等职）骑着一匹老黄马来到二分校办理调我的手续和接我去剧社。当时我们住在河北灵寿县陈庄以西的牛庄，战斗剧社在陈庄以东的七祖院。 　　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王可给我简单介绍了剧社的历史，使我了解到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原来是红军三个方面军中留下来的惟一一个文艺团体。 　　到陈庄镇后，王可说：“我们一二○师的司令部政治部就住在这里，咱们先到师部去，老总要见你。”我问：“老总是谁啊？”王可说：“我们都把贺龙师长叫贺老总。”啊！贺龙！这是个传奇式的将军名字！ 　　王可领着我来到一座很有气魄的地主庄院，在大厅里头一次见到了这位闻名遐迩的将军，只见他神采奕奕，身穿一套整洁的灰布军装。他那庄严而慈祥的脸上露着笑容，嘴唇上蓄着一簇浓黑的小胡子，更显得威严而洒脱。当时我23岁，在我看来，他已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其实也不过43岁。 　　王可介绍后，贺老总劈头一句便问：“噢！你是从上海来的，是不是电影明星？”我答：“不是。”贺老总又说：“你的戏演得不错嘛，现在把你调到战斗剧社，好吗？”我说：“好！” 　　屋子里除了贺老总之外，还有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贺老总点燃了烟斗，吸了两口又说：“我们的战斗剧社是红军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前叫战斗宣传队，过去做了很多工作。因为长期行军打仗，缺少建设，把你们调来，是要你们把剧社建设好，提高艺术水平，我还要跟罗瑞卿（时任抗大副校长）商量，把欧阳山尊也调来，请你们大家一起把剧社搞出个样子来。”我听了连连点头。 　　贺老总指了指在一边笑得像弥勒佛似的甘泗淇主任：“以后有什么事，就去找甘主任。”甘主任嘻嘻哈哈抓住我的手说：“对，找我，找我。” 　　这时，贺老总看我身上穿得很单薄，皱了下眉头，马上叫特务员（那时不叫警卫员）去拿一件刚从陈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给我。这件呢大衣质料很好，像是日本高级军官穿的。从此以后，我每年都穿这件大衣过冬，一直到1947年中秋节。可惜在一次到三五八旅深入生活、参加大同攻坚战时丢失了。 　　 　　雪地里看戏 　　 　　在阜平地区召开的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上有戏剧大会演。参加会演的有军区抗敌剧社、一二○师战斗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各军分区的火线剧社、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等。 　　当时，天空不断地下着鹅毛大雪，晚间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影响到观众看戏的积极性。 　　这天，轮到我们战斗剧社演出，上午又下了一场大雪，气温比前几天更低，大家都担心晚上的演出效果不好。我是演出主任，又兼着剧中的重要角色，真是忧心忡忡。 　　天渐渐黑下来了，观众纷纷唱着歌进入会场。我们借用军区抗敌剧社的帐篷演出，整个前后台都在一个大帐篷里边活动。此时北风呼呼地吹着，整个帐篷好像要被掀起来似的。 　　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贺老总陪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来了。边区的一些党政军领导也都跟随而来。贺老总习惯于开演之前到后台转一转问上几句话，今晚也不例外，他邀请聂司令一起来到后台。 　　贺老总环顾帐篷：“啊！这个大篷子像个大蒙古包，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连忙上前回答：“这是向抗敌剧社借的。这还是汪洋（抗敌剧社副社长）和我们在二分校文工团时一块儿设计的。” 　　贺老总点头：“嗯！好！怎么样？今天这么冷，可是一定要演好，不能给一二○师丢人。我把聂司令员都拉来了，他们抗敌剧社的水平很高咧，你们要跟他们比赛噢。”说罢回头对聂司令员打招呼：“走！看戏！” 　　一声锣响，大幕徐徐拉开，我们新排的四幕话剧《警觉》开演了，台下观众鸦雀无声，演出当中，气温越来越低，可是贺老总坐在前排岿然不动，聚精会神地看着。 　　 　　周朴园和司马懿 　　 　　1941年，贺老总建议举行晋绥军区的戏剧大会演，军区所有部队剧社都云集到军区所在地兴县。其中有战斗剧社、战火剧社、战力剧社、战线剧社以及新军决死队的吕梁剧社等。我们战斗剧社演出的是曹禺名著《雷雨》。由成荫导演，那时我25岁，扮演老年的周朴园，比我大三岁的欧阳山尊扮演我的大儿子周萍。 　　演出地点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太阳刚落山，约3000多观众就从四面八方拥向“剧场”。贺老总也来了，他披着一件灰布薄棉大衣，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