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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为人与治学 　　费老离我们而去已五年多了。在他百年诞辰前夕，我又重读他的一些著述，回想起他对我的教诲，他一生丰富而坎坷的经历、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和为人处世做学问的品格，心中油然增添深深的敬意。他是我们后辈为人治学的楷模。 　　费老是我伯祖母费达生的同胞弟弟。我父亲叫费达生为二姆妈，叫费老为孝通娘舅，我也就跟着叫费老为舅公。因为“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小时候我从未见过这位舅公，有些情况只是从长辈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了解一鳞半爪。我对这位舅公的认识和印象，是从粉碎“四人帮”后才真正开始的。 　　 　　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人的第一个要求是“首孝弟”，“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费老恪守此道，他敬老尊师重友，对师长、朋友和道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人都非常敬重，认真向他们学习，无论是在负笈求学、埋首学问的时代，或是在风云骤变、冥冥逆境之中，还是在春风得意、位高势重的时候。 　　我伯祖父郑辟疆和伯祖母费达生是费老特别敬重的人。郑辟疆和费老的父亲费朴安是同事，又是至交。郑辟疆曾是费达生的老师，两人志趣相投，后来结为连理。由于母亲去世早，长姐为母，费达生一直照顾年幼的弟弟，从经济上支持费老完成了国内的学业，因此费老同姐姐感情甚笃。他通过姐姐了解郑辟疆，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做人的道理，学到了为事业奋斗的精神。在纪念郑辟疆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费老特地题了一幅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称赞郑辟疆是个“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较报酬埋头工作的人”，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他说郑先生一个从蚕学馆受国家培养出来的青年，有机会去日本看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是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称赞姐姐费达生“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追赶了一生”。“我不敢和她相比，我尽管自己做不到，但对能这样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 　　正是出于对姐姐的尊重，所以“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费老每年都把姐姐接到北京过冬，并想方设法为姐姐医治视网膜脱落的眼疾。姐姐年迈行动不便后，他更是关怀备至，只要来南方，总想办法到苏州看望一下姐姐，和姐姐一起生活几天。年近百岁的姊弟俩互敬互爱的事迹在知识界传为佳话。在姐姐百岁寿庆时，他写了这样一帧横幅：“忠诚待人，勤俭自持，无私忘我，乐在其中。”这是费老对姐姐费达生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和褒扬。 　　我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鼻祖、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先生是费老的恩师，又是他读中学时就崇拜的作家冰心的爱人。费老在晚年的一些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提到吴老师，对吴老师的感激、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费老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后，就一直受到吴老师的器重和关照，后来他被录取为研究生、争取公派留学名额、推荐出国、国外导师的选择与联系等等，都是吴文藻老师精心谋划、一手安排的。学成回国后，费老又投身到吴老师组织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组”。在后来的发展中，费老有许多研究都得到过吴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吴文藻老师的发现推荐、倾心栽培，费老后来的发展也许是另一种结果，当代中国也许就少了一位社会学大师。 　　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先生是费老又一位十分尊重的恩师。在费老的眼中，潘先生学识渊博，见解精辟，文笔流畅，为人治学有一种旁人无法可及的韧性和处变不惊的心态。“反右”斗争中，潘老师和费老同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同受迫害。在最困难的时候，潘老师超然物外、埋头著说的精神鼓舞了费老，两人相依为命，互相勉励，互相照顾。在潘老师突然发病而又无医无药的情况下，费老只能仰天长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他紧紧地把潘老师拥在自己怀中，陪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费老还经常提及三位外国老师和三位国学大师对自己学术思想影响很大。这三位外国老师中第一位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派克，他是费老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时接触到的第一位外国老师，为费老以后的社会学学习研究铺设了牢固的基础。第二位是俄国的通古斯权威史禄国，费老在清华大学跟随其做研究生的两年中受到严格训练，培养了在困难条件下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终生受益。第三位是英国的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他是费老在英国读博时的导师，也是当时世界上社会学的领头人物。马林诺斯基老师指导费老整理从开弦弓村带来的调查资料，写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译名《江村经济》），并亲自作序，将序言的稿酬送给费老作为回国的礼物。费老就是用老师馈赠的这笔稿费支撑起了回国后的研究工作。费老十分感激这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