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见五四人物墨迹.docVIP

难得一见五四人物墨迹 　　 　　“五四”又快到了。在这里，我们以原版照片和手迹的展示方式来纪念五四运动88周年。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依笔者看，在学者文人中有蔡元培、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爱国学生中有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在官方则有徐世昌、傅增湘、王揖唐及顾维钧、王正廷等等。 　　蔡元培先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进行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1919年5月2日晚，当他获悉北京政府发出密电命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时，在震惊和绝望之余，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尽管他从来都不赞成学生罢课。蔡元培向北大的学生代表通报了事态的发展情况。5月4日，义愤填膺的北大学生首发游行义举，以北大为首的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打出“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口号并火烧赵家楼。当局逮捕了32名学生。发生如此事端，作为北大校长，当视为失职，但蔡元培直到5月8日学生获释后才提出辞呈。他深知当局逮捕学生是错误的，如果作为校长不能把被捕的学生营救出来，同样是失职。5月4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再次集会试图营救被捕学生。当蔡元培校长走进来时，学生们放声痛哭。蔡校长道：“今天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寄予相当的同情。”“你们要安心上课，不要外出，我保证在三天内把被捕同学救出来。”全场欢声雷动。随后，他只身来到警察厅，又组织13所高校校长成立校长团以营救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被保释出狱，蔡元培亲往迎接。 　　梁启超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国学大家，长期致力于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林长民亦为近代著名的法学家、著名学者，二人互为好友，曾携手组织民主党并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二人又是儿女亲家，林的爱女徽因嫁与梁的长子思成。拳拳爱国之心始终充斥二人的胸怀，当巴黎和会召开后，梁启超、林长民联名向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提议在总统府设立了外交委员会，以审议和会中的外交事件。1919年春梁启超在欧洲旅行期间，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国难当头，他即刻赶赴顾维钧寓所商谈谈判事宜，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密切地关注着和会的动态并竭尽全力地设法阻止中国代表在屈辱的和约上签字。4月24日，梁启超自巴黎致电北京的国民外交协会，通报和会已决定把山东转让给日本的内部消息并表态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同意巴黎合约。收到此电后，林长民迅即在5月2日的《晨报》上刊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和四万万民众视死图之！”并转载梁启超电文，这篇文章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5月5日，林长民又与汪大燮具函大总统，恳请总统释放被捕学生。由此来看，如果没有梁启超事无巨细地将和会的情况及时向国内反馈，又没有林长民从速将此消息登于报端并辅以激愤的言辞，恐怕这场震惊世界的爱国运动就会姗姗来迟或声势略小以至不会给北京政府以巨大压力，从而难以阻止和约的拒签。 　　 　　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在蔡校长处获知和约即将签字的“噩耗”后，火速组织了北大5月3日的大集会并担任起示威活动的领导角色。新文化运动期间，傅斯年与罗家伦共同组织新潮社，投身文学革命，名噪一时。5月4日这一天，傅担任学生游行总指挥，罗则身体力行地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行列的前排，并起草在游行中散发了几万份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正是这位罗家伦，他在“五四”刚过去三个星期便发表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作为学生领袖中的一号人物，段锡朋则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五四”那天，他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和学生们选出的赴使馆呈递山东问题意见书的四个代表之一，在“五四”后期又被选为北京学联和全国学联会长，因而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段总理”以示对抗政府（段祺瑞曾为国务总理）。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三人在五四运动中身为出色的学生领袖，后又皆成为著名的学者并成为国民政府中教育界的高官。傅斯年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则当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段锡朋也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后又任教育部次长。虽出入政界，他们著文不辍，仍保留着学人气质和儒家气象，无腐败习气。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曾不顾蒋介石的劝阻，在报上以秒年翔实的内容猛烈炮轰“吞食民脂民膏”的孔祥熙与宋子文，被誉为“傅大炮”。段锡朋病重入院，为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老同学罗家伦送上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都不收。病危时，医生用氧气对他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进口，便一再说：“外汇，少用点儿”，令在场人无不感动。段锡朋从政过早，在学界的影响虽远不如傅、罗二位，但无论如何，这位“五四”健将近些年来不应该被冷落，被遗忘。 　　对这场由学生引发的爱国运动，在官方，当时有三种态度。文人出身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城府较深，为人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