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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田制不立”新探 　　耿元骊 　??? ??????? [英文标题]A New Exploration into the Disestablishment of Limitation on Possession of Land in Song Dynasty 　　[中文摘要]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概念体系，“田制不立”说由中唐“均田制”崩溃说延续而来，意即到宋代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但是，《宋史》所云“田制不立”的原文在《宋会要》中全文收录，系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隐前提。从学术逻辑体系及史料考订等方面综合分析，“田制不立”即“限田”不立，是关于“均役”的行政事务举措，不是在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存在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的制度。 　　[关 键 词]宋代/田制/均役　　[作者简介]耿元骊(1972-)，男，吉林龙井人，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唐宋史及经济史研究。（沈阳110036）　　　　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史上，一直把先秦到唐代看做有土地制度的，从“井田”到“授田”到“限田”到“屯田”乃至“均田”。唐代中期以后，是“均田制”的崩溃期。延至宋代，则开始“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中国历史上就不再有“田制”。这已经成为一种“通识”，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把自己的理论预设在这个观点上。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宋代“田制不立”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史料以及学术观点上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误解。最近已有学者如杨际平先生[1]和游彪先生[2]开始对“田制不立”问题有所思考。笔者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①，对此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　　一、“田制不立”说的学术逻辑　　视宋代为“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时代的观点，仍然与“均田制”是同一研究思路。也就是说，在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土地变为“私有”，经过五代的混乱局面，到宋代延续了这个情况，所以宋代是“田制不立”的时代。例如，陈登元就认为唐末五代及宋都是无土地制度的时代[3]（第10章）。这也恰能被1949年以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路所接受：由于无土地制度，所以地主阶级必然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兼并大量的土地，并且以此为基础对农民进行剥削。剥削的程度在逐步加重，那么农民就必然地要进行反抗，这种思路成为主流的学术观点。可以说，这是一种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它把社会构成分解为最高统治者、大地主、中小地主、农民这样几个类型，土地就是若干阶级之间争夺的对象。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动摇，大地主阶级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南宋以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更得到了高度发展，土地更加集中，而所有的困苦都由农民阶级独自承受，因而引发了严酷的阶级斗争[4][5]。吕振羽[6](P447)、范文澜[7](P405)先生的两部通史性著作，认为宋代是大地主占有全国六分之五的土地，所以大地主阶级才能疯狂地剥削农民。杨志玖先生曾指出吕、范两氏著作中存在史料错误②，但仍然认为大地主阶级占田较多，达到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二[8]。而李景林先生又对杨志玖先生的观点加以讨论，认为官僚地主和私人大地主占全国土地的70%～85%[9]。总而言之，无论持什么样观点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少数地主占据了全国多数土地，区别在于具体的比例。20世纪80年代初，程溯洛先生指出，两宋时期官僚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占有全境土地的十分之七[10]。漆侠先生的名著《宋代经济史》则认为宋代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其占有的土地是垦田面积的百分之四五十；且宋代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在不断衰落，官田在不断地私田化，而这种“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态势令大地主阶级一方面严酷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与最高统治者对抗，从而造成了民不聊生，财富集中，国家落后的局面，是一切动乱的基础[11](P566)。所以，“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是“反动政策”[12](P176)，是不利于人民群众的。　　葛金芳先生首先对“不抑兼并”有害论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能说是“反动政策”。该文指出，“不抑兼并”出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以后，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地位已经确立，地主阶级争取本阶级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已经结束，进入了农民阶级为自身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新时期[13]。与葛氏观点类似，唐兆梅先生认为唐以前的田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中唐以后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北宋的“不抑兼并”政策是唐五代以来土地兼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封建租佃制度的大发展，这种政策有其合理性[14]。所以“田制不立”就是新田制，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反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