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老支书黄大发36年“拿命修渠”.docx

遵义老支书黄大发36年“拿命修渠”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远眺海拔1300米的灵宝山，人们的目光都很难不被山间崖壁上那道长长的凿痕吸引。沿着凿壁，山涧水一路依势向下，直至流经村民陈小敏老家附近。陈小敏今年20岁。童年时期，她曾在玩耍时见过这道“像是从天上凿下来的水渠”。 　　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水渠是自己的外公黄大发带着大伙赌上了命修的。直到最近，在贵阳读大学的她无意中得知了背后的故事，直呼意外，“从没有听外公提起过”。 　　黄大发，今年82岁，2004年退休以前，他当了30多年村支书。他这一生中大多数时光，都与这条水渠紧紧相连。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到60岁的花甲老人，青春耗尽，用他自己的话说，“水是我的命，沟就是我的子女”。 　　从黑河到漠河、从高原到山丘，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60多万个村支书，黄大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修渠引水、通电修路、改建学校，脱贫致富的每种可能他都会去尝试。 　　黄大发也是其中并不普通的一个。脱贫路上碰壁无数、挫折不断，单是修渠从失败到成功就断续经历36年。凭着一根筋、一股倔劲，他多次力排众议，坚持到最后。 　　穷困 　　身高不到一米六，体格比一般人都要瘦小。在人群中，黄大发只是个样貌普通的老人。唯一的不同是，他比很多年轻人体力都好，走起路来步伐稳健，几分钟后就能把大部队远远甩在后面。 　　80岁以前，黄大发没出过本乡，没去过遵义和省会贵阳。家里原本9口人，如今剩下两个儿子五个女儿。 　　“早年间一个女儿得病去世了，没来得及治疗，他很少愿意谈这事。”村里人说。 　　这家人居住的老屋多年没变，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当年就挤在不足百平米的木结构一层平房里。 屋内陈设简陋，一台落灰的约25英寸东日牌电视机，两张垫布已经洗得发白的老式沙发，一个冬天用的采暖炉，构成了几乎全部的家当。墙壁是黄泥巴糊的，用白纸贴过，屋里稍微显得亮堂。 这家人始终谈不上富裕，甚至谈不上小康水平。因为没钱，子女们早早辍学，小儿子学历最高，勉强读完了初中。各自成家后，子女中有的离开了村，有的去了遵义，小儿子一家就在老屋旁边盖了栋2层楼房，与父亲做起了邻居。 　　“不打牌、不喝酒。”在子女们的眼中，父亲黄大发一向寡言，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偶尔感觉苦闷的时候抽几口旱烟。 　　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所有农民一样，他的生活单调、索然，围着田里的庄稼转。 很少有人第一面就能把眼前这个沉默的老人与当年那个有点倔的“黄支书”对上号。当了45年的村干部，其中38年的村支书，在村民的眼里，只要是为草王坝村有好处的事，黄支书一定第一个去做。 能当上村干部或多或少是种机缘巧合。黄大发自小无父，9岁时母亲去世，此后便成了孤儿。十几岁时在大冬天打着赤脚给村里站岗，上级领导看到后，觉得这个瘦小的少年勤劳、能吃苦，于是发展成为党员，之后被任命为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黄大发跟着私塾的教书先生念过几天三字经，大字不识几个，除了能吃苦，他没觉得自己当年有什么值得配得上党员称号的优点。 　　但是对这个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穷苦农家少年而言，入党是无上的光荣，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直到今天，他背得最熟的还是党章。“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总是被他挂在嘴边。 　　自28岁当上村长的那天，他开始想做一件“大事”——给村里通水。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件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再普通的小事，随后整整花去了他人生中36年的漫长时光。 　　失败 　　仅仅在20多年前，水稻还是村里稀罕的作物。团结村在那个时候还叫草王坝村，是附近出名的穷旮旯，常年缺水，水稻种植风险颇高，人们以种玉米为主。 　　遇上少雨的年份，庄稼旱死在地里是常有的事。“一年种的粮食总是只够吃四五个月。”村民杨光武说。 　　水无疑是这里最重要的命题。灌溉、养殖、饮水、甚至包括婚嫁，生活里每一件看似简单的小事都因缺水变得困难。全村人吃水问题一度只能靠唐恩举家门前的小凼，对水的需求显得迫切。 　　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州“红旗渠”工程轰动全国。这里历史上就以干旱缺水著名，长余70公里、从太行山腰修建“人工天河”，引漳水入林州的故事，鼓舞了因缺水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草王坝人。 “兴修水利，改造山河。”在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年代，黄大发响应上级号召，带着村里人也开始修建“红旗水利”。水源地选在离村不远的螺丝水河，常年水量丰沛。 　　政府下拨资金、村民集资筹款，农闲时候村民们一连投工十天，吃住都在渠上。被贫穷折磨已久的人们劳动热情高涨，对水渠倾注了全部希望。 　　但草王坝村并不像河南林州幸运。“红旗水利”设计长度余15公里，工程量巨大，难度远超人们的预期。 　　水泥砂浆比例不准，碰到打雷下雨，一次山洪下来，坝体就被冲得七零八落。炸药用量不准，一次开山就把原本计划的渠道炸毁了，坝体又不得不重新改道修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