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学-信用的产生与发展(PPT 36页).pptVIP

钱法 《东华续录》乾隆二〇，乾隆九年鄂尔泰等的疏通钱法第二条和第四条如下： “一、京城各当铺，宜酌量借给赀本银，收钱发布流转。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见在平减银价，各当铺如得官借赀本，收钱上市发卖，在当铺既多添赀本，而在市逐日又多添钱文发卖。两有裨益。应将京城各当铺，无论官民，每大当赀本丰厚，应派给银三千两，听其营运。将所领银两存留作本，每一日交制钱二十四串，运送官局上市发卖，每制钱一串，加钱十文为局费；其卖出银，仍交各当铺收回作本。至于小当，赀本原有多寡不等，有情愿借银者，准赴局具呈，查明现有架本，酌量借给，所缴钱文并卖钱易回银两，俱照大当一例办理。再借给大小当铺赀本约银五六十万两，敷算每日可收钱数千串，须设公局收贮，派员经理。一、京城各当铺见在积钱，宜酌钱数送局，一并发市。查京师当铺六七百座，每于秋冬之际，存贮钱最多。此项虽系各当铺营运之赀本，以济小民一时之缓急。但堆积过多，未能流通，转于民用不便。现在钱价昂贵，开设官钱局平价。而开设之始，钱尚不能充裕。在各当铺时当冬令，正值开贮之际，应将京城内外大小当铺，无论官民，每大当撤出制钱三百串，小当一撤出制钱一百串，俱自行运送官局交局员发卖，陆续易银给还。如运局钱卖将及半，各当铺陆续运送补足，倘小当一时不能如敷，令将一百串之数陆续送足交局，如已经颁借官局赀本，前项钱免交。” 银行与中国 郑观应： “西国有官银行，有商银行。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许人以零星洋银随意存入，凡有零星之款，自一元至百元，皆可陆续寄放，一月之中，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则归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行，不在零存之列。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入最少之数为准。”《孽海花》第二三回：“郭掌柜笑道……他的生意很高，有的银子，都存在外国银行里，什么汇丰呀，道胜呀，我们中国号家钱庄，休想摸着他一个边儿。可奇怪，到了今天，忽然变了卦，要想把银子匀点出来，分存京津各号。” “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多，唯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其资，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 ——《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 银行与中国 洪仁轩： “一，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资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此事大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沉于江河，则损于一己，而益于银行，财富仍在也；即遇贼劫，亦难骤然拿去也。” ——《资政新篇》 传统的信用形式——典当 典当行为的出现《圣经·旧约全书》上说：你即或拿邻居的衣服作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这是指早于公元前4世纪的事，但未明确是私人之间还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进行的质押放款。 典当在中国产生于封建社会初期，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是《后汉书》的描述：东汉（25-220年）末年黄巾起义，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虞所贲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即刘原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外族，却被公孙劫掠。这是历史上将典当二字最早连用的一次，是把典当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加以记载。 中西方典当业的产生 当铺在中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寺院的一大质献。当时并没有典当行或当铺的称谓，一般叫做寺库。 《南史·甄法崇传》载：宋（420-479年）江陵令甄法崇孙甄彬（时届南宋），曾“尝以一束茔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茔还，于茔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 另在《南齐书》中有：“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韶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幌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总之，佛寺兼营典当或经营专门的典当机构，在中国至迟起源于南朝齐，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成为一个行业大约在唐代。 外国典当行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 《圣经·旧约全书》曾经提到，摩西法律对借贷的质押物品有一定限制，并规定债主不得亲自到债务人家中抄夺财物作质押。10一11世纪，流亡欧州各地的许多犹太人便操此营生。据史料记载：西欧各地的犹太人，都变成了典当业者，以物品质押为条件放款取息。他仍不受高利贷禁令的约束，这禁令只对基督徙有效。他们因为这种自由而获利并且无疑地滥用了这种自由。 典当业的特点 其一，典当行放贷不以信用为条件，不审核当户的信用程度，只注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