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制度.ppt

4）君主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 权利和认识本来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中国传统文化确认王权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决者。从历史过程看，帝王的权威高于认识。 秦始皇“以吏为师”，秦二世“指鹿为马”，运用权利裁决认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依靠钦定认识统一标准。儒家学说之所以列为经典，成为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更是缘于汉代及历代君主的确认。 以“钦定”“皇览”命名的古代典籍数不胜数。当思想界或学术界出现重大分歧时，只有君主有权作最后裁决。君主还可以随意指斥思想异端，判定思想罪。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比比皆是，恰恰说明帝王是认识的最高权威。 3、“重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特征 1）古代典籍中有关“重民”的言论十分丰富,我们称之为“民本主义”。 周初思想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 《尚书·酒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左传》：“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孟子作了系统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唐太宗“载舟覆舟，所以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 总之，民本思想承认“民为邦本”、“民贵君轻”，重视民心向背。所以，出现了“富民”、“养民”、“爱民如子”、“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观念和提法。但是在社会政治的运行过程中，这些原则和理论却被忽视。 2）重民的原因：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兵力和财力的直接来源，没有民的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护。对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清楚。 孟子“得其民者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很清楚地说明了重民的原因：从长治久安出发，必须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 3）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区别 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是产生于小农经济的社会中。 19世纪由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学存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中国的民本主义则是与之完全不同的一个历史范畴。中国的民本主义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它与重农主义相表里。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 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赋税才能源源供给，才能天下太平。反之，则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就会“国削君亡”。中国的民本主义完全着眼于社会生产。 4）尊君与重民的关系 首先，二者是对立关系。 爱民、重民、恤民的提出，就是针对君主专制的“残民”、“虐民”而提出来的；后世抨击专权暴政的人无不是以民本思想为武器。 其次，二者又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构成所谓“明君论”。 因为，“重民”、“爱民”的主导者还是君主，安定温饱生活的希望还是寄托在君主身上。所以，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方面也强调“民以君为主”。这就使民本主义与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有了性质的区别。 4、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政治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主张政治与道德合一，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就是道德问题，政治的实施过程就是道德感化过程。因此，道德的标准自然就成为政治的标准。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伦理道德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评价政治人物的标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而实现的途径就是按伦理道德的规范修身养性，于是伦理道德成了人的行为准则，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也总是以伦理的概念为主和归类。 2）道德是政治的目的，也是施政的依据，同时也是评价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的标准 传统政治文化由于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东西，十分强调“仁政”和“德治”。强调以道德原则作为施政的依据，甚至把道德本身视为政治的过程和目的，正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由于把道德视为政治的目的，对政治行为的评价也只有以是否符合道德为标准。 “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辨” 儒家虽然不是反对人的物质需要而空谈道德教化，但在人的物质需求与道德规范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则会犹豫地选择后者。 五、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 中国文化的影响 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正面影响是： 1、使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上至群臣，下至百姓，既要忠君又要报国。 2、在严密的人身控制之下，人们只能生活在一定的圈子内，处理好人际关系，处理好家庭关系，成为人一生中的主要任务。 3、在宗庙祭祀制度的熏陶下，各层人士都得尊祖敬宗。讲究家族团结。 总之，在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