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二-第九讲.ppt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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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2-31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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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二-第九讲.ppt

中国古代文学二 合肥师范学院 2014年函授 第三编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 文学创作的个性化 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 建安文学体现了特有的精神风貌 注重“气质”,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 曹操的教令 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求贤令》 等,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 。 曹丕、曹植的书札 曹丕、曹植的书札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了文学魅力。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等,不但慷慨任气,而且文采焕然。 建安时期善为书表之文的,还有陈琳、阮瑀、繁钦、吴质、应璩qú等人。另外,陆云、刘琨、王羲之等人的书札短章也感切于心,笔致清拔。  抒情小赋的繁盛 抒情小赋的涌现,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 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如王粲的《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 曹植的《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 向秀的《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 阮籍的《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 刘伶的《酒德颂》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 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 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 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但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 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 论辩文的勃兴 魏晋时期,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 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 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zhēn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 (二)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 章太炎《论式》赞赏魏晋论辩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 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如《养生论》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 第二节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一、世重文翰 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 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 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美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 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的独立性地位更加明确。 二、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1、谢灵运 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 《山居赋》以汉大赋的规模铺写个人的隐居生活,在文体上的创新之处是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其中有些描摹山水风景的注文灵动亲切,自然有味,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的兴起,不无导源滋养之功。 2、颜延之 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 3、鲍照 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代表作《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 三、史论文 史传文学的递嬗之迹,反映了南朝美文的衍化进程。 晋陈寿《三国志》 (南朝)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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