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的值研究 .docVIP

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研究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是对历史上优良政治管理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时代条件下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执政方式的创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明显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民为本”的管理主体观，“以和为贵”的社会关系观，“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观，“崇德隆法”的社会治理观，务实重绩的社会效能观。 　　一人民为本的管理主体观 　　在中国社会中，自古到今就有深厚的民本传统。《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说法。儒家学说是以“仁”作为道德伦理的本体，“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即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在总结治国经验时也懂得“得人者吕，失人者亡”的道理，重视民心背向对统治仔的利害关系。“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唐太宗也常常借荀子之说，用“舟”与“水”的道理来教训皇子们，要懂得政在民，民众中蕴藏巨大的反抗统治的力量。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也懂得人民重要性的道理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认为人民是江山社稷的根本，对统治者很重要，但并不是说人民比统治者地位高。统治者并没有将人民置于社会主人地位，人民不过仆从，统治者才是社会的主人。而真正把人民置于社会主人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充分肯定了人民是社会主人的地位。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是群众意愿的代表者。与专制的社会相反，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中国当代公共管理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人民，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归宿；直接从事管理活动的人或组织不过是执行人民的意志，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人民这个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 　　在社会主义中国，从量的规定性上讲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公民；从质的规定性上讲是指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大众给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共管理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领域，必然要体现宪法的精神，以人民为管理的主体，管理中贯彻以人民为本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的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在社会的价值主体问题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民富国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脱贫致富，在政治上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因此，政府的“一切工作必须以人民拥不拥护、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为取舍。”[21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兴国的依据和根本目的。 　　可见，在当代中国公共权力(国家权力)行使的不同时期，始终坚持公共权力的人民性质，始终致力于公共权力最大程度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共管理中坚持人民为本的管理主体价值取向，是与公共权力的性质和管理中的“公共”本质属性要求一致的。人民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是能够代表整体共同意愿的。这也是对过去“官本位”、“管本位”管理者价值取向范式的彻底扭转，以服务人民为宗旨，执政为民，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公共权力的本源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二协同和谐的社会关系观 　　协同是指相互配合做某事；和谐指的是对象在多样性联系中形成的协调整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谐调一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同”与“和”的意义不一样，“同”指一样的东西，排斥差别性，强调静态的统一；“和”指不同的、对立的东西相统一，强调动态的统一。儒家学说很重视管理活动中的“和”，认为“和”是管理活动所追求的社会关系最佳境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和”的思想在管理中有两层含义：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和睦和团结，“和无寡”(《论语?季氏》)；二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到达二者的协同、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社会关系观上，强调协同、和谐，是公共管理的目标之一。 　　公共管理活动是众多个人动机和行为的综合，如果没有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形成共同意志和统一行动，大家共同的利益得不到实现和维护；如果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中缺乏个人的表达，则共同利益的实现缺乏丰富内容、主动性和创新性，必定造成专制和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与“公共性”的民主精神要求背道而驰。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整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