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庸伯《大学》正解草注：国学资料.pdf

伍庸伯《大学》正解草注 解 《大学》，小程子认其为孔氏之遗书，乃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认为，从 《大学》可见先秦古人为 学次第；学者由此而学，则庶几不差矣。作 大学章句》，以为古本格物致知之义已亡。取程子义而 补格致章，遂成 大学》改本。 宋明之世，儒家创心学，学者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学圣贤之学为学。然入德之门径，修道之功 夫，因人而异。学者究当如何用功，在彼此大体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所取径。故功夫多自家体认 而自 之。然必征于六经，乃有以自信而信人。朱子好读书，精思明辨，博采众长， “即物穷理” 之为学功夫。以此解 大学》，比之汉唐文义训诂，实大有恢复 大学》本来面貌之功，却不能不打 上朱子的烙印。《大学》改本者，朱子之大学也。 阳明出，为古本辩护。阳明认为古文完整，不必改。其所教为学之功夫，并非朱子所注之 “即 物穷理”。遂有“格物致知”为 “致良知”之论出。“致良知”之学，阳明自道“某从百死千难中 来”。此虽为古本辩护，比之朱子改本，或更接近于原本。难则，阳明之为 《大学》古本辩护，实以 《大学》注我，非我注 《大学》也。 大学》之古文也，遂成为阳明之大学。 阳明后至今，解 《大学》者，略有两派：心学与训诂。前者陷阳明之“致良知”与朱子 “即物 穷理”之争，难免非此及彼，于 《大学本义》，终究无益。训诂一派，但就文义，不问功夫。《大学》 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修道的实践之学，言以载道。不从道上求言，终难得文之真义。 于是，本来并不复杂的 《大学》，便在经学、理学之两派，阳明、朱子之两家的争执中，莫 一 是，渐行渐暗了。 伍庸伯先生继朱子、阳明心学传统，将 大学》看作如何做人的学问。其解 《大学》，吸收清儒 训诂一派重文义理路的学风，博采众长而 融通，躬行履践，反求诸己而无疑义，遂使 《大学》之 本旨 以昭昭然。题为 “正解”，理由有三： （一）一遵古本，不改动一字，而能使文义通顺，朴实近理。此过于朱子、阳明及宋明诸儒者。 （二）所示为学功夫 （格物致知为近道，功夫全在诚意慎独），切近日常，平实妥贴。无朱子之游骑， 无阳明之过高，恢复了 《大学》作为孔子遗书，示人为学次第的经典地位。此过于清儒者。 （三）先生重躬行，有 “午间入睡未 ，此岂堪为人讲 《大学》邪”之训，深得“古人学在为 己”之旨。此过于新儒家把 大学》当思想解者。 不言 《大学正解》而言 伍庸伯大学正解》，是因能达到以上“三个理由”者，不止伍氏一家。 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严立三先生对大学的解说（ 〈礼记·大学篇〉通释》），亦达到以上三条，名之 为 “正解”当之无愧。故不题 《大学正解》以免除因名而 门户之争。 至于为之作注，是基于如下理由： （１）伍庸伯大学解说（即 礼记·大学篇解说》）在学术界中，是梁漱溟先生学术一部分。 人们因梁先生而理解伍先生。时下之学术，思想第一，自有其理由，不必多说。但就儒学言，梁先 生虽被学界 “独生命化了孔子”（牟宗三语）的儒者，却终究只是立言之人。伍先生却是立德之人。 伍先生是 道者，梁先生是传道者。言以载道，并因道而显。学界当以伍先生之道 （修养）为主， 以梁先生之言 （思想）辅之。为此，为之作注，第一目的旨在恢复伍先生作为有德者的面貌。 （２）伍先生不著书，不立文字，讲 《大学》旨在启人反省、切己勉行。讲说之言为面对面交 流，著说之文为间接交流。此终有别。作注将用心于此，以求先生正解于读者，既不失讲说之亲切， 又不失为文之严谨。 （３）伍先生讲 《大学》，所面对的听者 （梁漱溟、陈亚三、黄艮庸、马仰乾、李渊庭等），皆有较深 修养功夫，梁先生对儒学更有超凡之洞识。故伍先生多在近道、修道层面讲解原理、功夫、次第， 说道层面上的事实、道理、思想，多引而不发。先生引而不发，旨在强调躬行，用心良苦。但不发， 于时下难免暗而不明。说道上都事不明、理不通，便谈不上近道和修道了。另外，注者深感伍先生 《大学》解说，于哲学界一些基本问题的清理，大有益处。思想者诚能虚心倾听，并反身自证，自 大有益处。 注者才浅，虽好先生之学，并时时自勉力行，离先生所云 “午间入睡未 ，此岂堪为人讲 《大 学》邪”之境界，还差 远。本不宜作注，以 “草注”名之，以示勉为其难，读者诚能直接读先生 之言，可不必读此草注。 伍庸伯〈大学〉正解》（后简称 伍氏 〈大学〉正解》），以1950 年，梁漱溟等所编 礼记·大 学篇解说》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