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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比较[权威资料] 　　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比较 　　摘 要: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是我国音乐艺术领地的重要学术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我国音乐艺术专业学府和普通高等院校音乐专业的基础课程。本文从史料记载方面，论述二者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史料;研究方法;相似点 　　J609 A 1005-5312(2014)03-0096-01 　　一、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过百余年历史。此间，无数中外研究者对中国音乐史积极思考探索，总结出一套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册论“律之起源”时，提出了“实物”、“典籍”和“推类”三种研究方法。他说:“作乐，则必先有‘音’，吾国古代定‘音’之器，名日‘律管’。”所以，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史，也应该以“律管”开始。王光祈主张将出土律管作数理测量之后，求出古代“乐制”，再“证之以古籍所述”。他称之为“实物研究法”。次则求之于“典籍”，他认为典籍往往非“原版”，后人重印、传写、增删每每有之，故应当先抱怀疑态度。最后是“推类研究法”，亦当代流行的音乐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通过考察来开化民族，来研究上古音乐。王光祈用这一方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史学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将文献典籍等纸质的资料与考古发掘出的遗迹或遗物结合起来，共同取证。新一代的研究者受“二重证据法”启发，开始向人类学、民俗学的维度拓展。20世纪末，张正明概括出了“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共同应用于中国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王光祈在三十年代所运用的文献方法，我们今天仍在运用。随着方 　　法、观念的更新，音乐史学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结合渗透。有的研究者则适当运用了比较音乐学方法，进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音乐文化发展历程的相互比较研究。 　　二、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西方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紧密相关的。20世纪初，西方音乐由西方传教士初步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音乐者，如萧友梅、王光祈、俞寄凡、黄自等开始研究西方音乐。他们的研究使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发展向前迈了一步。其中，以王光祈为最。他用刚在欧洲兴盛不久的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西方音乐史。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所面对的真实研究对象是:西方学者根据他本人或他的社会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史学价值观的主观观照下，思考、重演、归纳、编纂而成的音乐史文本，而非音乐史本体。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是永恒存在，立足于当代，具有用现实意义的音乐作品。音乐作品构成了音响历史。音响历史具有文本历史所无法比拟的现实性，无论是对于欣赏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音响都发生在当代，都发生在此时此刻。人们可以在某一具体时间通过欣赏音响效果去体验与感受创作者彼时彼刻灵魂的激昂。 　　三、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相似点 　　(一)历史记录的主观选择性及文献的不准确性 　　历史是对过去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的过往记录，后人未曾亲自参与。我们认识、了解，追溯历史，只能通过历史学。这些过往记录便构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的依据和桥梁。中国古代史官也并不都是以实记史，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大都反映了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因此，古代的历史文献记录具有主观选择性，历史记录的客观性也相对有限。此外，古代历史文献经过多次传抄，错、乱、漏、倒屡见不鲜，使文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西方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音乐风格史，其研究主要围绕某一时期，某一风格的主要作曲家的生平、创作领域，及 　　创作特点进行展开。但西方作曲家生平方面的记录也存在类似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记载、传抄等错误。而且，对于研究异文化的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来说，掌握一定外文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外文翻译版本的中文表达不准确以及语言习惯的不同，也有可能使阅读者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二)历史的可待挖掘性 　　记忆不能够复制。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重现，所留下来的也只是文献、作品、典籍、实物等“史料”。研究者根据这些历史遗迹梳理和整合，最后完成历史的写作。 　　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历史写作也不能完全复原历史。西方音乐史中论述某一时期某一音乐形式的发展时，只是详细介绍了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和流派，而为了使这些人物和流派更具代表性，很多其他人物和作品在音乐史中很少涉及。这些未被记入音乐史中的音乐家们及其音乐作品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中国古代留下来的音乐作品不像西方音乐那样丰富，史学家们需要不断地从古籍、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文物，器皿等来挖掘信息。人的认识能力无限，相信人类对于音乐史的研究视角一定更开阔。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史学便是史料学”高度概括地说明了史料研究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