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隆：杨绛先生.docVIP

刘宇隆：杨绛先生 　　刘宇隆:杨绛先生 　　　　作家有其作品形象，以致太深入人心的作品形象，会遮盖他的本来形象。 　　比如提起鲁迅，一尊铜像就从脑海里压过来，他的每个字是铜的，文字摔在地上溅起的每滴血是铜的，愤慨、慈悲都是铜的;再比如杜甫，很难想象他脱贫了的状态，尽管他一定有不穷的时候。某一代人一般也就对作家的某一时期有感触，比如对80后，提起巴金，就是“巴金老人”;提起冰心，那自然的“冰心奶奶”。读者攀登作家，登顶后即抛一顶帽子在上面;故地重游，我们还是去找那顶帽子。作家本人是比较难见的，读者在他们身上记录的是自己，被诸如一大捧褊狭的自我簇拥着，只好不忍地制作出一副名片:作家，某某书的作者，某某奖的获得者??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里说:写作联系着生命本身的献祭，它成为自己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卡夫卡、普鲁斯特无不被其作品抹掉，他们脱离了“人”这一共在的联系，恍恍惚惚在读者心中登神。 　　杨绛先生也是作家，但她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抹掉。甚至不少人在起先知道了她是作家的前提下，会再加一个“钱锺书夫人(遗孀)”的描述。杨绛先生的本来形象虽没被作品遮盖，一面读一面知道是杨绛在说，不是林黛玉、祥林嫂在说;却又令不少人尴尬地感到:总有一片钱锺书的魅影晃悠在附近，尤其那些相对熟悉钱先生《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钱先生的《围城》有些地方写着写着，他本人就管不太住要跳出来;杨先生的小说不时也有这种情况。通过杨绛先生和钱先生，我渐渐有一个体会:小说创作是作品要谋杀作者的，杀不干净就没那么杰出;杂感创作是作者从骨灰里挣扎而出并登高一呼，他那意思:“我还在”。当然，有现代小说家故意在小说里把自己摆得很大很大，如果我们愿意对比的话，把他们真的和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摆一起，会觉得:还是讲故事去比较好，处处无我处处我。 　　写到这里，我差点忘了我要写一篇向杨绛先生致敬的文章。我之敬意，不在于她(包括钱先生)有多么伟大的小说作品，就作家这一方面来说，她只着实感动着我，不论《洗澡》还是《我们仨》;就学者这一面，是我完全拜服，在于一方面她的功绩，一方面她和钱先生始终在人生和人群的边上。 　　站在边缘已经不易，人都要受各种向心力的裹挟;站在边缘而站成了风景，人们奔向她，竟也形成一种离心趋势，把中心地带的胶着稍微松一松。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如何把世界归结在自己上,她说得很具体:“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这不太像一个百岁老人的调调。 　　我过去很怕读德高望重者撰著的短文。一方面，本来就是短文，你还总觉得他字缝里还有字，“一百岁”这个数字概念本身就是一部密码本;一方面，通篇的云淡风轻、沧桑落尽，原谅复原谅，看开再看开。而杨先生写在一百岁的感言，有一些不原谅的意味在里面。她对世界底色的认识是偏悲观主义的，与世无争，但还需保持一份实力防范别人，在于人性的边边角角终难以打扫得太干净，说不准哪里就张着一片小小的蜘蛛网，上面有更弱小者在垂死挣扎。该不原谅的，为什么要原谅呢,人生走到后来，更能看清什么是美好，以及哪些美好会受岁月的弹动，自将散去;哪些美好会受大世界的剥削，次第强迁。我们习惯了听毛孩子咋咋呼呼，而老人家拄着龙头杖出来表演智慧和慈祥。事实上:有顾忌，但更有冲动说出实话的年轻人恰不明哪些才是实话;无太多顾忌，而失掉了冲动——也许给德高望重堵住了嘴的老人家恰明了什么是什么。难以估量:这一不平衡已带给人们多大的损失;以及今后它还要充当候鸟，衔着愚蠢在年龄和智慧的两季来回来去，要消耗多少人们的期盼。 　　通过杨绛先生的作品，我再次确定“感动”也是件极其讲究节制的事。这个词很长时间不用。“感动中国”之“感动”、“大爱无疆”之“大爱”，凡在潮流表面虚浮着的，是我致力于防范的，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正确或实质上多么正确。杨绛先生的文字，冷峻、清明，她的一口气是提得很高的，决不是混在一片话语的烂账里姑且写写。语言上不混， 　　情绪上才不混。是土壤在保佑种子。“感动中国”比较能混，“大爱无疆”比较能混，我个人的体会:他们的话语方式成问题，倒不在感情不真挚。而话语方式长期成问题，感情就被这个坏舞伴、臭棋篓子带着，跳舞、下棋全忘了，唯余一副表面的动作的形状，每次上岗，都不过拱进那副躯壳而已。 　　当然，语言的起源之一还在情感。尤其个人的语言，不仅起源于围绕着他的小群体的情感，还有包裹着小群体的大世界的情感。如果大世界的情感系统坏掉，就一层一层败坏进去，个人不能独活，语言也随之糟糕。作家的使命之一在“拯救语言”，在反抗大世界里的那些不完满一天天令语言堕落下去的趋势。他们站在边缘，中心或许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