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民收入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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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农民收入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PAGE PAGE 11 少数民族农民收入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范才成1,2,沈再新2 (1.来凤县政府办公室,湖北来凤445700;2.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武汉430074) 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23期 摘要:文章通过湖北土家族与汉族两个民族农民收入差异的比较分析,指出正式制度虽然对 收入分配起着决定作用,但非正式制度对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强调少数民族群众收入差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其根源不应只在经济方面去探索,还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场景。 关键词:散杂居少数民族;农民收入;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487(2008)23-0090-03 本文试对湖北省土家族农与汉族农户收入差异的比较分析,研究制度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果。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的问题,探讨民族文化、风俗、道德、伦理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二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探讨民族问题尤其是土家族散杂居分布对其收入的遗留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并被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包括一系列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文化、风俗等。虽然法律、产权等正式制度对收入分配起着决定作用,但非正式制度对规模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特别是收入差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的政治化和制度化,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并创造出来的行为规则,包括宪法、规章、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等;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兼容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尤其是散杂居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滞后降低了正式制度的收益率,改革开放削弱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宗教、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民经济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非正式制度对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中的土家族聚居区指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散杂区主要指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宜昌市潘家湾土家族乡、武汉市蔡店区田家湾村等地。实地调查后,笔者选择了从恩施市柏杨坪乡九根树村和武汉市蔡店区田家湾村得到的调查资料,对本文的有关事项进行讨论和分析。 1收入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10元增长到2006年的3419元,增长31倍。土家族农民与汉族农民一样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78年至2006年,土家族农民纯收入从94元增长到1865.99元,增长20倍。虽然土家族农民收入水平增速较快,但是其收入的增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阶段性增长,并在阶段性增长中体现民族集团间收入的差异性。 1.1土家族与汉族农民收入差异的阶段性特点 (1)1978~1991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当年平均提价幅度达23.6%),这一时期土家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其纯收入年均增长7.9%,比汉族低1.6个百分点。此间土家族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到346.4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50.7%,畜牧业收入占31.3%,工资性收入占10.2%;汉族人均收入增长到467.90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57.6%,畜牧业占9.6%,工资性收入占19.5%,渔业占5.1%。这说明联产承包变革初期,种植业和工资性收入在汉族收入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族农民倾向于劳务输出,而土家族则集中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等方面。 (2)1992~1997年。此阶段,随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以及国家再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仅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7.2%),土家族农民纯收入年均递增26.1%,比汉族高3.2个百分点,这是土家族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此间土家族农民人均总收入增长到1085.89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52.7%,畜牧业收入占24.4%,工资性收入占18.3%,运输业收入占3.1%。汉族农民收入人均增长到1535.56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46.7%,畜牧业收入占6.2%,工资性收入占29.4%,运输业收入占9.1%。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名义收入较高,以及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畜牧业、中药材、地膜玉米的迅速发展,土家族收入增长率超过了汉族。另外,汉族农民商业、工业收入均较多,土家族渔业、林业收入也明显增加。 (3)1998~2006年。这是土家族农民收入缓慢增长时期。虽然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明显增强,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规模逐步扩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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